文 / 江寒

黄子洋，这位年轻的二胡音乐家近来以多种姿态活跃于国际音乐舞台。前不久，我们在几场音乐活动中接触到了她的最新动态，但真正引发我持续关注的，是她在这些活动中所展现出的艺术探索方向——她并未选择固守传统，或重复国内已有的成功经验，而是主动将二胡置于西方当代艺术的语境之中，尝试建立对话。

这样的路径思考，在我看来，比她许多其他的独奏会更具有深入讨论的价值。本月初，我们与这位年轻音乐家进行了一次简短却极富深度的交流，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谈，我对她的艺术路径获得了更加清晰、也更为本质的认识。我观察到，她将二胡视作一种具有全球潜能、富于可塑性的音乐语言，并持续尝试构建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交流，而非将二胡简单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进行单向推广。

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通过聚焦黄子洋作为青年二胡演奏者在海外所进行的文化交互与艺术尝试，以及她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进一步探讨当代民族音乐“走出去”的整体进程，并从她的经历中观察这一进程未来可能呈现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她决定将小提琴的《帕格尼尼 24 首随想曲》改编并搬上二胡舞台。这并非简单的技术展示，而是一次对二胡表现力边界的主动拓宽和证明。这种将二胡的声音置于西方高难度、结构严谨的音乐语境中的“去传统化”尝试，显露出她不同于同龄演奏者的方向性：她很早就意识到，在海外，二胡必须主动打破界限，用国际认可的“难度系数”来证明自身的潜能。

再次与她接触后，我感受到她明显的思维转化。从中国的专业训练走向 UCL 等英国院校体系，她不再将“传统”视为唯一的准绳，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可供当代和国际再诠释的宝库。

 

 

民族音乐家在英国音乐生态中的自我定位

在交流中，黄子洋也分享了她对自我定位的策略思考：作为一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年轻民族音乐家，她希望“介入”而非“展示”。她不希望简单“搬运”中国声音，而是主动寻找与当地音乐家平等对话和合作的方式。她希望将自己定位为“文化桥梁构建者”，而非单纯的音乐演奏家。她的每一次合作，都是一次主动在更广阔的艺术环境中学习、适应和回应的过程。

例如，她在伦敦的 “子洋呈现四季”（Ziyang Presents the Seasons) 系列音乐会，就尝试将二胡与印度埃斯拉杰琴、弗拉明戈吉他等非西方乐器进行融合。这样的尝试也展现了她正在积极学习英国的多元文化生态，适应观众对跨界音乐的需求，并通过原创项目进行回应。

而她与牛津爱乐乐团合作独奏维瓦尔第《四季》，则体现了她在中西方音乐合作中的思考。

在这次珍贵的中西方传统乐器合作经历中，黄子洋认为思考的核心是如何让二胡的“气韵”与西方交响乐的“逻辑”进行嫁接。她获得的文化理解，是对西方交响体系中声音平衡、乐器功能性的深层认知。她所作出的调整，则往往是在思考如何让二胡的音色和音量，在不失其特点的前提下，嵌入庞大的管弦乐织体中。

 

跨文化音乐身份

黄子洋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不急于“代表文化”，她的目标是寻找最个人化、最有效的表达方式。例如她通过改编《卡门幻想曲》等作品，将传统二胡的指法和弓法，用于处理西方音乐的句法和和声，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的重新理解和再激活。

她的思考也体现了当代年轻艺术家的一种对待传统的态度：传统不是束缚，而是具备无限潜能的语言库。

黄子洋也在一次次实践中不断加深对室内乐逻辑的理解，在跨文化合作中，她更是在不断精进对结构节奏、声音平衡等问题的敏感度。她说“作为一位跨文化的二胡演奏家，我必须理解在室内乐中，二胡不能再像协奏曲那样，独奏乐器有时候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在室内乐中二胡更需要成为一个平等的对话者。

她正在试图搭建的，是一座“听众理解二胡（的音乐价值）”的桥梁。她通过 Six Arts 的慈善和音乐活动，积极面向公众，引导听众如何从音乐认知、文化判断力的角度，欣赏二胡在当代世界中扮演的新角色。

挑战与反思

黄子洋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艺术家通常会遇到的关于演奏技巧与音乐理解的自我突破要求，更包含了文化交流中无法绕开的真实障碍。从我们以往观察到的多场音乐交流活动来看，海外音乐家普遍缺乏与东方民族乐器合作的经验，这常常直接导致排练和磨合上的困难；他们对传统东方乐器在音色、音量、音域等方面的不熟悉，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合作的呈现效果。

这些现象指向一个客观现实：在国际音乐语境中，二胡依旧处在需要“重新定义自身角色”的阶段。黄子洋的演出也并非每一场都获得一面倒的溢美之词，我们同样注意到，当面对二胡与西方古典乐器之间的交流时，一些音乐评论家与爱好者由于认知背景的局限，也提出了关于配合与协调方面的意见。

对于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黄子洋也坦言：“在英国演出时，的确时常会遇到因为外国音乐家不熟悉二胡这一乐器特性而产生的整体协调问题。” 她同时补充说：“向我提出意见的乐评人和音乐家其实都是抱着非常包容和建设性的眼光去进行评价的，我非常乐于听到和吸收这些不同的声音。它们鼓励我不断从不同的视角思考我所进行的艺术实践，而这些思考，我认为也是文化交流中十分珍贵且重要的一部分。”

黄子洋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也正是所有“文化出海”艺术家必然要经历的磨合过程。而正是这些困难，促使我们与艺术家一道重新反思：如何更清晰地沟通传统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在演奏技法上的差异？如何撰写更易理解、具有普适性的谱面指示？又如何在更深层次上推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展开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演变？这些难题不仅构成了她艺术成长中最具批判性的阶段，也将是当代音乐家在未来长期需要面对的核心议题。

 

民族音乐“走出去”的未来

黄子洋的艺术旅程，也是新一代青年民族乐器演奏者在国际舞台上艰苦而富有价值的努力缩影。她的探索清晰展示了：东方民族乐器不仅在自身文化语境中拥有坚实的诠释基础，在世界舞台上同样拥有尚待深入发掘的广阔可能。音乐演奏技巧固然重要，但音乐语言的“开放性”与“表达能力”，却往往决定了艺术道路能走多远、能够与多少不同文化建立持续关联。

 

我们十分期待，她未来的项目能够以更加有力、更加具说服力的方式继续推动文化交流的发生。同样，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如她一般的中国民族音乐家勇敢走向世界，在双向且带有批判性的交流过程中，让民族音乐语言在全球舞台上找到新的自我定位，并最终在世界文化景观中真正“开花结果”。


  （责任编辑：李少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