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源 /文
7月11日,笔者与从台北远道而来的钢琴家张诗欣教授、苏州大学音乐学院卓琳博士和上海音乐学院张峻凯博士合作完成了一场艺术歌曲沙龙,由笔者演唱了英国作曲家杰拉德·芬奇(Gerald Finzi)的声乐套曲《让我们献上花环》(Let Us Garlands Bring, Op. 18)和丁善德先生的三首中国民歌,张博士生动的讲解为沙龙增色不少。当晚刚回到住处,笔者便刷到“声音实验”公众号上发表的文章《音乐会里长出的新职业:“音乐会教育者”》,文中介绍的德国新兴职业:“Orchesterpädagoge”(乐团教育者)和“Konzertpädagoge”(音乐会教育者),一种专门致力于“如何让更多人走进音乐会,听懂、听见,并愿意继续听”的职业,令笔者深有感触。

一首乐曲的生命历程始于作曲家的灵感迸发,经由表演者的诠释与二度创作,终于听众的“临响”与接受。接受美学理论(Reception Aesthetics)认为,文学作品并非由作家独创的,而是由作家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有一种“召唤结构”,它原则上都是未完成的。它包含诸多“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留白”,有待欣赏者通过创造性想象去补全、丰盈甚至重构。该理论同样适用于音乐作品:一首乐曲并非静态的客体,其生命活力与最终形态在听众的聆赏、理解与内化的过程中才得以真正地激活和完成;听众亦非被动的容器,而是意义生成的积极参与者。在创作和表演环节下功夫的同时,我们同样应当给予从表演者到听众的“最后一步”足够的关注。
诚然,走进音乐厅的大门没有显性的门槛,只需购买一张门票。但古典音乐作为一门高度凝练且历史积淀深厚的艺术,其欣赏本身确实有着无形的知识或经验门槛,并非每一位购票(还有许多持赠票)入场的听众都具备深厚的音乐修养。作为表演者,我们时常无奈于乐章间不合时宜的掌声、台下高举的一片手机、听众的提前退场和对作品情感起伏的无动于衷……与其向同行朋友抱怨,我们是否应当躬身自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如何让每一位走进音乐厅的人——哪怕是第一次听音乐会——都能够沉浸其中、理解其美?在全球经济下行、古典音乐市场困境重重的背景下,听众的体验感从未像今天这般重要。正如《音乐会教育者》一文所说:“如果我们继续只为‘懂行的人’服务,未来我们将无人服务。”
一场讲座音乐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系于导赏人的表现。不同于串词报幕的主持人,导赏人还肩负着沟通作曲家、表演者与听众的重任,是使前述诸多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导赏人呢?换言之,一位优秀的导赏人应当具备哪些品质呢?
一位优秀的导赏人,首先必须是涉猎广博的通才。他们必须具备扎实的音乐史学功底,将作品置于其诞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展开讲解;他们必须精通音乐分析,精准地剖析作品的曲式、和声、配器等核心要素;他们必须具有良好的音乐美学素养,从艺术本质层面解读作品的审美价值与精神内核……在音乐学之外,对其他人文学科的了解亦多多益善。
仅凭博闻强记还远远不够。一位优秀的导赏人必须拥有将复杂、抽象的专业术语转化为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语言的能力。他们是讲故事的高手,善于挖掘并讲述作品背后引人入胜的人物轶事或历史典故,牢牢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他们懂得如何营造一个开放、互动、引人入胜的交流场域,让讲解本身也成为一场富有魅力的表演。
更加重要的是,一位优秀的导赏人必须放下专业人士的身段,“站在观众那一边”。他们是文化场域里的“关系创造者”,而非音乐知识的灌输者。这也要求他们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体察不同背景听众的心理状态与审美诉求:面对初次接触古典音乐者的好奇与困惑,青少年的活跃与求知欲,长者的阅历与偏好……他们需要迅速判断听众群体的兴趣点与可能的理解障碍,找到观众席的“最大公约数”,并据此灵活调整导赏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表达方式。
此外,一位优秀的导赏人还必须与表演艺术家心意相通。当表演者亲自担纲导赏时,其对作品的理解与诠释自然是高度一致的;而当导赏人并非表演者时,他则需在前期工作中与表演者深入沟通,充分尊重表演者的艺术构思与二度创作。演出中,切忌喧宾夺主。当然,以上几点只是笔者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们的高等音乐院校是否有可能根据导赏人所需要的素质,面向学生和社会开设一些选修课和培训班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古典音乐的生生不息,既仰赖作曲家与表演者的辛勤耕耘,更离不开热爱它的乐迷群体的滋养。我们应当意识到,培育市场、留住知音,是与创作和表演同等重要的事业。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讲座音乐会,呼唤更多优秀的专业导赏人。

作者信息:李启源,上海音乐学院2025级艺术学博士研究生,声乐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