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响乐团成员在弗吉尼亚演出前排练

 

 

导语

本文译自英文杂志11月份关于中国古典音乐的最新文章，有助于国内读者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人学习古典音乐历史和发展的看法，感谢读者供稿。

 

作者：苏娜·埃尔德姆

Senna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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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握了西方曲目后，中国作曲家正在创作将自己的经典与古典融合在一起的音乐。

 

叶小纲在讲述他与一位西方音乐爱好者的对话时，尴尬地笑了起来。“他说:‘ 嘿，你的音乐吸引了我。但是它的声音很高——我想读中国诗的时候声音一定要高。’”作为中国当代最多产的作曲家，叶对这句话感到困惑。“我只是用女高音的基本音域。实际上一点也不高。”尽管在欧洲古典音乐经典中演奏的中国演奏家一直是主流音乐的一部分，但叶的趣闻表明，中国音乐本身要用"奇特"的乐器来消除京剧风格的陈词滥调和乡土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也许它不像我们曾经想的那么远。我们正在讨论来自北京的曲子——上海交响乐团（SSO）的新唱片，该唱片将叶的《大地之歌》与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同名的著名歌曲循环配对。女高音歌唱家Zhang Liping演唱的这首新曲，是根据马勒在1909年翻译《大地之歌 》(Das Lied von der Erde)时使用的中国七世纪唐朝诗歌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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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叶来说，这是一个相对罕见的机会，可以在海外展示中国创作的音乐。叶说:“马勒的作品以中文、法文和德文翻译而闻名世界。”他自己的作品涉及在唐代原文中发现的爱、快乐和死亡的主题。与马勒在去世前不久创作的关于悲伤和幻灭的黑暗冥想相比，叶的作品更轻松，带有微妙的中国味道。“我试图表达我自己对诗人真正含义的理解。这是创作具有中国主题的交响乐结构的机会。”

 

SSO的指挥余隆称这次录音是一场“文化活动”——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它能发生简直是一个奇迹。美国独唱歌手布莱恩·贾格德(Brian Jagde)和米歇尔·德扬(Michelle DeYoung)，以及格莱美获奖制作人克里斯·阿德勒(Chris Adler)，不得不就关闭边境和冗长的检疫要求进行谈判。其他纪念马勒逝世120周年的大型录音和音乐节也被取消。这证明了中国的国际野心，也证明了古典音乐行业对不断增长的中国市场的渴求。

 

值得注意的是，该唱片的出版商德意志留声机公司(Deutsche Grammophon)是最负盛名的古典唱片公司之一，此前曾选择北京紫禁城在2018年举办自己的120周年庆典，并举办SSO音乐会。第二年，SSO与他们签约，并在逍遥音乐节上演出。因此，乐团已经紧密地融入了西方音乐生态，但这种联系仍然主要是关于其对西方音乐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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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勒在一个多世纪前创作他的《地球之歌》时，中国还没有像样的管弦乐团，没有数百万学习演奏的儿童，也没有不断壮大的作曲家队伍，但他们今天做到了。现在的繁荣通常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狂热，当时这种艺术形式被作为对资产阶级的憎恶而被压制，但它的根源要深得多。

 

据《贝多芬在中国》(Beethoven in China)的合著者梅尔文(Sheila Melvin)说，西方音乐正式传入中国要追溯到1601年，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利玛奇(Matteo Ricci)向明朝万历皇帝赠送了一架古钢琴。随后有更多的音乐耶稣会信徒来了。在16世纪晚期，中国的音乐学家、数学家和王子朱載堉（为明仁宗第二子郑靖王朱瞻峻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的八世孙。明代乐律学家、音乐家、数学家、乐器制造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散曲作家，首创十二平均律——编者注）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于数学的键盘乐器系统的先驱之一，该系统使每一个键上都能演奏得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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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对中国一切事物的流行，促使卡尔•玛丽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和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等作曲家使用音乐家和商人从中国带来的旋律，包括音乐盒里的曲子。20世纪初，几位作曲家前往中国，在那里他们鼓励古典音乐“听起来中国化”，其中最著名的是逃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俄罗斯出生的亚历山大·切列普宁(Alexander Tcherepnin)和出生于西伯利亚一个犹太家庭的亚伦·阿夫沙洛莫夫(Aaron Avshalomov)。1947年，桑桐（原名朱镜清，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上海音乐学院原院长——编者注）遇到了曾与勋伯格合作过的犹太难民，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无调性作品。

 

那时候SSO已经出场了。该乐团成立于1879年，比许多欧洲顶级乐团的历史都要悠久。最初是为移居海外的欧洲人准备的，最初由曾与李斯特、柏辽兹合作过的法国长笛演奏家Jean Rémusat指挥。渐渐地，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音乐家接管了乐团。它通过只演奏一小部分被认可的革命歌曲在在大革命中幸存下来，但它的音乐家仍因宣扬西方意识形态而受到攻击。现任指挥家余隆的祖父、曾在巴黎与娜迪亚·布朗热（Nadia Boulanger）共事的作曲家丁善德的家被洗劫一空，他的音乐也被烧毁。乐团当时的指挥被锁起来，并被迫打扫厕所，最后被处决。在他赴死的路上，他哼着贝多芬的《庄严的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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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后毛时代的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是黄金的一代。除了叶小纲，还有周龙——他的歌剧《白蛇传》灵感来自一个中国传说，以及女作曲家先驱陈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国外学习过。

 

低音男中音沈洋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中国音乐家中的一员，演唱了叶的《地球之歌》。他告诉我，当代中国音乐是多种影响的融合。“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有许多作曲家的作品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他说。英国作曲家西里尔·斯科特使用了中国主题和旋律，本杰明·布里顿创作了《八首来自中国的歌》。当然，他们都是在没有踏上中国土地的情况下创作出了自己的伟大作品。

 

“我们如何避免狭隘主义？作为一名音乐家，这是我们必须征服的第一件事，”沈洋在苏塞克斯(Sussex)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当时他正在苏塞克斯准备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虽然叶的音乐使用了五音调式、流畅的声乐滑音技巧和中国传统乐器的色彩，但沈洋表示，它“实际上与伯格、瓦格纳或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非常相似。”学习他的音乐就像学习其他伟大的作曲家一样。”

 

沈洋的跨文化热情很有感染力。但是，当我问他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描述那些在美国管弦乐队中面临种族主义和成见的亚洲音乐家时，他沮丧地证实:“是的，我们听到过这样的故事。即使是生活在国外的知名中国作曲家也抱怨自己“异国情调”。在北京与西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之际，中国乐器演奏者也因其日益突出和令人吃惊的技术技能而面临怨恨，一些人认为这些技能是缺乏情感理解的魔法。音乐出版商琳达•霍肯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态度。“是的，他们在技术上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出版一些世界上最难的音乐。当我把它带到中国时，他们却说——“你没有更难的东西吗？”她在莱比锡告诉我。“但现在他们也明白了这样弹的风格，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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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生的作曲家现在正在追赶这些刻苦钻研的钢琴家和小提琴家。周文中是最早指明道路的人之一：他于1946年移居美国，直到2019年去世。他利用书法和哲学等中国传统创作音乐。他创立并教授亚洲音乐课程，组织中美文化交流。他的儿子苏敏(Sumin)说，“他感受到了以一种真实的方式延续传统的压力。”

 

他继承的遗产的另一个方面是20世纪初中国残酷的历史。音乐帮助他度过了童年时期，在内战的长期阴影和日本占领的恐怖中，他与家人失散。苏敏告诉我他父亲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你可以在他的音乐中听到这一点——听起来很难。这是我父亲表达情感的方式。”

 

周文中对美国的中国学生影响越来越大，包括奥斯卡奖和格莱美奖得主谭盾和普利策获奖者盛宗亮。但他的作品该如何归类：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这有关系吗？周文中在他的音乐中融入了他的中国传统，但他拒绝被归类。年轻一代的抵抗能力更强。44岁的杜韵凭借歌剧《天使之骨》(Angel’s Bone)获得了2017年普利策音乐奖。她说，她觉得关于东西方相遇的讨论“令人厌倦”。

 

杜薇也是如此，她是一位获奖的女作曲家，她的各种作品为电影配乐，并在世界各地的城市演出，从费城到阿姆斯特丹。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后，杜薇解释了她是如何从学习西方古典音乐技巧开始，然后花数年时间尝试发展自己的音乐语言——强调不是“任何一种音乐流派的语言”。她的歌剧《诺拉》(Nora)的灵感来自易卜生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

她说：“我也被标记为中国作曲家，我是；或者一位女性作曲家，我也是；但最终，我只是一个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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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音乐中有许多截然不同的声音。在一次来自纽约的生动采访中，朱利亚德学院的钢琴家、指挥家和音乐史教授乔尔·萨克斯（Joel Sachs）描绘了一幅中国音乐家创作的国际化画面，从听起来浪漫、旋律优美的音乐到完全不和谐的音乐。在他的“必听中国作曲家”名单中，郭文景就是其中之一，他融合了中西方风格。他认为郭文景可能是第一个写出“伟大的中国交响曲”的人。其他一些人包括广受欢迎的陈其钢，他住在法国，但在中国山区为年轻作曲家举办了一个夏季工作坊，还有朱践耳，他是“杰出的交响乐作曲家”，已于2017年去世。多才多艺的刘索拉不仅为电影和电视作曲，还涉足雷鬼、灵魂乐和摇滚等其他音乐流派。

 

萨克斯说，这些作曲家在西方不被广泛演奏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国籍，而是因为，当涉及到任何新音乐时，举办音乐会的人“不会把眼光放远”。很多指挥家认为，为了不让观众走神，每个季度最多只能创作一到两首曲子。”叶说，相比之下，在中国本身，“任何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品总是会得到很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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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乐团的演奏方式不同吗？叶绞尽了脑汁。“在他的马勒，余表达的东西与西方指挥非常不同。更具侵略性。更大的对比。当东方指挥家演奏西方音乐时，他们自然会有自己的音乐背景。”但这与将一个西方指挥家与另一个进行比较有什么不同呢？比如伦纳德·伯恩斯坦、赫伯特·冯·卡拉扬或克劳迪奥·阿巴多?“音乐是音乐。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分为‘东方’和‘西方’，”叶说。“我不认为我内心深处会因为成长的地方而体验到不同的感受。也许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解释它是因为我的个人经验，而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无论音乐如何分类，一些欧洲和美国作曲家已经开始从中国汲取丰富的音乐资源，例如，德国作曲家贝恩德·弗兰克(Bernd Franke)，他一直在为中国乐器和乐器演奏家创作音乐。越来越多的西方音乐考卷包含了中国传统作曲家的作品。彼得斯出版社的琳达·霍肯(Linda Hawken)经常在中国旅游，她说，每年有数百名作曲学生涌入北京中央学院。那么，音乐的未来是中国的吗？“我不知道，”她告诉我，“但一位德国音乐教授最近对我说——给我10年时间，我们都会去那里学习。”

 

   （来源：微信公众号7500公里    峨嵋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