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乐女室内乐团

是一个不断散发着光和热的能量体

爱乐女影响着我们的成长

不论是对我

还是对“爱乐女”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

都是如此。

宋 飞

我国杰出胡琴表演艺术家、教育家，曾任职于中央民族乐团、中国音乐学院，现任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民族音乐委员会主任、民族弓弦乐学会会长。她是首届ART杯国际比赛二胡专业组一等奖获得者，曾出访数十国，举行多场独奏音乐会，被媒体誉为“中国当代誉满国际乐坛的二胡演奏家”。

音乐无疆 情意永远——我与“爱乐女”

宋 飞

爱乐女室内乐团，是一个不断散发着光和热的能量体。爱乐女影响着我们的成长，不论是对我，还是对“爱乐女”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如此。

爱乐女自诞生的那日起，就定位在“普及高雅艺术”、“探索中西合璧”。在那个年代，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并不像现在，为了“高雅艺术进校园”，政府和教育部门可以投入高额经费给予支持。那时讲“普及高雅艺术”，意味着在艺术追求上不从俗流，抱着一种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为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要不计抱酬，去奉献。

就我个人的成长而言，正是由于参加了爱乐女室内乐团的活动，使得我有机会在郑小瑛、司徒志文老师等前辈的帮助和影响下，有了更宽的艺术视野和更多的舞台实践，也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并且对人生和艺术追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定位。对我的艺术观和文化自信，更是有一种激发。

爱乐女，就是那个特殊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称得上是高尚、高雅的文化品牌。

奉献，是“爱乐女”的精神

爱乐女中有一批老艺术家，她们身上那种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以及对音乐事业的奉献精神和优秀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和其他的年轻人。在跟爱乐女5年的合作中，我参与了数百场的演出，其中许多的演出活动，是到工厂、学校，为工人、学生表演。长年的演出活动，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且非常辛苦。但是在那个高雅艺术的低谷时期，爱乐女的演奏犹如一朵鲜花在舞台上绽放着。

有一次，为了去昌平的石油大学演出，我在风雪里，拿着3把乐器等车，等了2个多小时。后来郑小瑛老师总是提起这件事感慨一番。这种“经风雨”的事很多，当时交通还不发达，说是“风里来、雨里去”，决不过份。

1993年，“爱乐女”出访欧洲三国。此为宋飞等在演出前排练。

记得有一年深冬，我们去对外经贸大学演出。当时到大学的很多演出，是由团委、学生会组织而不是校方出面，所以他们的接待能力很有限，剧场的条件也比较差。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学生通过聆听音乐，在心中埋下一颗爱乐的种子；也为了让大学生通过对高雅音乐、民族音乐的了解，成为一个文化记忆。为了播种这颗文化的种子，面对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会去。当时，琵琶演奏家吴玉霞是把发烧的儿子留在家里，坚持过来演出。我那时是单身，相对轻松，但是那个钟点是没有饭吃的。我就在街上买了一块豆腐，买了一条活鱼、几跟葱，还买了袋牛奶。我想晚上演出后，回去可以做一个鱼头豆腐汤，清蒸鱼，再吃饭，第二天早餐的牛奶也有了。我准时站在北四环的立交桥上等车，很久很久车都没来，望眼欲穿的我，发现豆腐成了冻豆腐，牛奶也成了冰坨，鱼也象冰柜里拿出来的那样蜷缩着，那几颗葱倒像我一样在坚挺着。

因为爱乐女的姐妹们是来自不同的院校团体，住在北京的四面八方，交通又是由接待单位负责，所以，接我们的车，要先在北京二环路绕一圈，像公交车似的一站站接人，最后穿过三环马甸桥到四环健翔桥，再去演出地点。这样，每一站晚一点，就越来越晚。但是我们必须按约好的站点等，往往不能准时等到车。印象中那天冷得出奇，真是天寒地冻。学校剧场更是冷得可怕，后台的暖气很弱，不起什么作用。我们把手插到两片暖气片中，可是手还是冰冷僵硬的，身上一直打着寒颤。又要穿着很薄的演出服，这对于演奏家来说，真是太困难了。可是当掌声响起，音乐弥漫的那一刻，似乎一切都温暖融化了......

有人说音乐是锦上添花，光鲜亮丽，充满着荣耀的事，可是在舞台上光彩的背后，特别是作为爱乐女，要付出很多很多。爱乐女是一个女性的团体，女性在社会结构中有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还有个人的追求，我们的年龄结构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同的年龄段都有,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去完成一个共同的理想和文化担当。

还有一次是跨年的新年音乐会演出，我们要在北京青年宫连演两场，但那天北京的温度极低，雪花没完没了的落到已经结冰的地上。去的时候，就看到一路上大大小小的车在转圈打滑，交通非常困难。但是我们作为演员，是不可以迟到的，必须要完成舞台上的表演。到演出结束回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许多出租车也收工了。我和爱乐女中的许多人，都是徒步冒着严寒走回家的。

今天回想起这些，真是苦中带甜。你付出得越多，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内心反而会有更多的温暖，这就是爱乐的能量。在我们这个团队，大家有共同的追求和执着，不会有抱怨。这种精神化为一种温暖，就在音乐中“灿烂”出来，温暖他人，温暖彼此。爱乐女这个团体的精神，就是奉献。正是这种奉献精神，特别是那些老艺术家的艺德，影响着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三位前辈引领着“爱乐女”

说到奉献，我这里要特别提到爱乐女的三位老艺术家。

首先是郑小瑛老师，她是那样的睿智、勤奋、干炼，我们都叫她“郑铁瑛”。在音乐会上，郑老师除担任指挥，还要做整场的讲解，有时甚至还要客串敲小锣、朗诵、独白。提起敲小锣这事儿，因为我学过京剧锣鼓，知道打小锣需要很好的技巧，不是学过打击乐就能打出小锣的堂音、打出它的正声来的。郑老师在排样板戏的年代，就曾经敲过京剧锣鼓，没想到她还真是个行家。所以当我们演奏民族室内乐曲目的时候，小锣就放在她的指挥谱台下边。结果，郑老师敲小锣，反而成了音乐会的亮点。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无论是西乐还是民乐，许多老艺术家都有非常丰富和深厚的学养和阅历。郑老师对爱乐女的建设，一贯着眼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她不只是在做音乐的普及，还要寻求创新、发展。爱乐女演出曲目的拓展、曲目量的扩大，录制唱片等，都是她常常思考、计划、实施的事儿。不断拓展音乐的空间，并且在学术上有更宽、更高的追求，是爱乐女的艺术态度。除了西洋室内乐，她还倡导中西合璧，探索中国风格的室内乐。与我的二胡、章红艳的琵琶、黄桂芳的三弦合作，尝试把一些中西合璧的室内乐作品搬上舞台。其中有传统作品、民间作品，也改编的、原创的作品。我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作品，举办了两场不同曲目的独奏音乐会，录制了两张不同曲目的专辑唱片。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感受到一位老艺术家和青年音乐家在一起共同探索中，那份透着平等与和谐的虔诚与执着。郑老师高尚的艺术品格和人格魅力，给我印象很深，也影响很深。

宋飞与郑小瑛老师在2019年三八节演出(国家大剧院）时合影

（杨靖摄）

再是司徒志文老师，她是爱乐女的大管家，所有演出、排练、谱务等诸多事项，都是由她一人来料理。每一次排练、演出的时间、地点安排、通知以及与接待单位的联系、接洽，都压在她一人身上。经常为一件事，就需要打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电话来协调大家。而这一切，她做的是那么从容，乐呵呵的就把所有的事给办妥了。这些事务背后的努力和辛苦，是我们很难想象的。而她却总是那么轻松、善解人意、任劳任怨。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她就是一个三头六臂的笑佛。有一次她生病了，团里派另外三个人去完成她的工作，大家才知道，原来背后的她，是做了那么多辛苦的工作，才得以让爱乐女的活动正常运行。什么事情，无论多困难，到她那儿就是哈哈笑着就解决了。老师的笑，不仅是一种对待困难的态度，还透着智慧。后来我组建“华韵九芳”小乐团，我就以司徒老师为榜样，象她那样面对乐团的复杂事务，受益很深。司徒老师对艺术非常严谨，又有很宽的艺术胸怀和开拓精神，对一切好的事物、好的音乐、好的作品以及优秀的人才，她都会非常欣喜地发现，通报给我们大家。在乐团中，大家合力去做一件事，添砖加瓦。这种集体精神，是司徒老师带动起来的，也让我们受益终生。爱乐女，教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东西。

还有钢琴家周广仁老师。见到周老师的第一眼，就能感受到她身上的那种优雅、和善。周老师会3国语言，她生在德国，德语可以说是她的母语，她还会讲一口流利英语。在欧洲演出的时候，她除了演奏，还要全程担任我们乐团音乐会的德文、英文主持人。用她的话讲，她说得最差的语言是中文。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大家，总能让你感觉到她那善良的、长辈对年轻人的关爱。我们出国的时候，她总是要问：“姑娘们，有什么要帮忙的？我的钢琴又不用带，所以不用客气。”她是我们这个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也是最需要照顾的。可是她每天总是问寒问暖、想着帮助别人。每次演出后，她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后台。她总是会把化妆间里用过的水杯、纸巾等杂物都清理好，让桌面干干净净、屋子井井有条，然后她会笑着说：“嗯！这样就好了。我们在台上那么漂亮，有那么美的音乐，不要让人家看到在后台一片狼籍，那是最不好的事情。”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受她的影响，从我组建的“华韵九芳”小民乐团演出到我的个人演奏会、师生音乐会，每一次演出结束后，我都会把化妆间收拾干净。我想，当一个人的艺术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具有一种高贵品格的时候，她的内心和生活中的行为，也是一样的。周老师就是这样的艺术家。

这三位前辈，她们的为人处世、她们的艺德，她们的可亲可近，应该说是爱乐女这个群体的缩影和代表。她们的那种奉献、忘我，对音乐的虔诚，以及为了坚持这个事业而表现出的那种坚韧和努力、使命感和责任感，凝聚在一起，散发出的就是这个团体的能量。所以我说，爱乐女就是一个具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的能量体。

“中西合璧”的探索

记得第一次见到郑小瑛老师，她听了我的演奏，欣然邀请我参加爱乐女。随后的5年，我们在“中西合璧”的实践中，有了更多的交流，一起探索如何把民族器乐和西洋室内乐结合起来，并把这种表演形式搬上舞台。中国音乐是风格多样的，由于有不同的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等，就会有很多特殊的音律、节奏、润饰等，有很多本色的表达，和西方音乐有不同的形态甚至标准。中西乐器在一起合作，相互之间各具特色的谐和并置，需要在艺术表演的二度创作过程中磨合，最后达到一种谐和。两种不同风格的音乐语言，不仅可以相互彼此看待、评价，更可以在一起合作，相互倾听、相互融合，通过“中西合璧”的追求，创造新的音乐表演形式和风格。

在爱乐女5年的合作中，用司徒志文老师的话来说，“我们通过和民乐的几位演奏家的合作，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而我也想说，作为我们从事民族器乐演奏的人，也通过这种独特的合作，开阔了视野，也学到了很多。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彼此的交流、合作，为我们共同的中国风格的室内乐创作和演奏，做出了许多探索，也有许多收获。这收获，离不开彼此的尊重，共同的探索与追求。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我的独奏音乐会中，有一首曲目是《大浪淘沙》，这是我根据阿炳的同名琵琶曲移植、改编到二胡上的。其中有许多琵琶演奏中推拉吟猱的韵味，也有二胡独特的表达语言和技法。在音乐中，有很多中国式的节奏、速度、韵律的频繁、微妙的变化。在许多句法中，有渐快、渐慢以及速度与节奏间的松紧、伸缩变化 （民间说法叫“猴皮筋儿”）。乐队和我配合的时候，要抓到并适应这中国式的韵律，这也是中西乐器合作中的难点所在。让我至今记忆犹深的是，刚开始的引子就合不上，又试了两遍还没能成功。这时，为了时间和效率，我说：“郑老师，没有关系，我可以调整处理，这样能快些合在一起。”可还没等郑老师答话，司徒老师就说：“不要！”她继续说：“请你再拉两次，让我们多听听。你的速度变化是有规律的，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抓到。我们就是要在音乐的差异中，寻求默契，探索真正的、中国风格的室内乐，这是我们该做的。”在她这般温暖的表述之后，我就很欣然地跟老师们介绍中国独特的速度、节奏、音色、句法语汇变化的规律。比如说，旋律上行的时候会加速，旋律下行的时候会减速，用句法、语汇中的松紧、浓淡、虚实、刚柔的变化表达音乐的情绪韵味。最终，乐队和我的配合默契、自如，效果非常好。

我想，如何通过“中西合璧”的探索，赋予中国传统作品的演奏以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并且还能够透出那么纯正的中国音乐神韵，这个经验，是我们共同收获的。并且在那场音乐会上，听众的认同，本身就证明了这种探索的成功。

用二胡演奏莫扎特

那么，换位思考，当我演奏西方音乐作品，需要表达另一种音乐语言的时候，我就会向爱乐女的老师讨教，从她们的演奏中汲取营养。记得有一场纪念莫扎特诞辰200周年的音乐会，郑老师一定要让我参与。我说“我也能演奏莫扎特么？”她说：“我都给你找好了曲目，有一个弦乐四重奏的谱子，《小步舞曲》，我希望你演奏第一声部。”在郑老师的鼓励和要求之下，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虽然是一首很简单的作品，却要有非常纯正的莫扎特式的音乐表达。我就请教其他几个声部的合作者，同时也请教了演奏西乐的专家，了解莫扎特式的打音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了解这种风格的润腔是什么样的，以及打音的速度、回转音是什么样的……这种开放的氛围、中西音乐彼此的交流和碰撞，在这个乐团里随处可见，也充满了创造的乐趣。为了完成莫扎特《小步舞曲》的演奏，我特地选用了双千金的二胡，扩大音域，达到像小提琴一样的音域。在演奏当中，我尽量在音色、旋法、力度上，莫扎特式打音技法的运用上，符合这部作品演奏风格的要求，呈现作品的风貌。

这是一个特殊的经历，这样一种尝试，特别是排练中的磨合、交流与碰撞，给我很大的触动和激发。我常常会发自内心地说，无论我们手上拿的是二胡还是小提琴，我们都可以一同来表达中国人独特的梦想、风格、情怀，展示中国特质的音乐。爱乐女的艺术家对音乐艺术的追求，不断有新的开拓、尝试，同时也是爱护年轻人的。她们尊重不同文化中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在中西合璧的艺术探索中，在不同音乐语汇和表达方式的交流、理解和融汇中，怀着一种艺术理想和奉献精神，去表现美的音乐。

我在爱乐女的数百场演出中，经常上演的是由戴宏威老师编配的二胡与弦乐、钢琴、长笛六重奏的刘天华二胡名曲。这种演奏出形式效果非常好，受到国内听众的欢迎，而且还带去欧洲巡演。

在法国的巡演，印象非常深刻。每次演出，都有非常热烈的反响，在返场时，我会用二胡加演一首从小提琴移植过来的乐曲《野蜂飞舞》。这首乐曲的演奏，让西方人看到，中国的二胡还可以表达西方的音乐，这让外国观众感到很亲切，很受欢迎。有一位法国指挥家皮里松先生，演出后到后台来，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的演奏让我非常震憾！也让我非常惭愧！什么时候，我们西方人能像东方人了解西方音乐那样的了解东方音乐，那就更好了。”这件事，让我真实感受到来自他文化的认同和尊重，也更强烈的激发出我对中国音乐文化的自信和自豪。舞台上的鲜花掌声背后，收获的是文化的认同和尊重。

在法国，我们曾经参观一处博物馆。由一位主管文化的副市长专为我们“导游”，讲解了一个上午。在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这位副市长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他说，“非常感谢你们能够这样投入地跟随我，来了解我们的文化。”，他的话让我感受到法国人的那种自信，那种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同样是一个承载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作为一个中国人，包括我们每一个音乐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认同，跟法国人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件事给了我深深的触动与感动。所以，在那个高雅音乐、民族音乐处于低谷的阶段，我会那样投入地去跟随爱乐女，一起为推广普及我们的高雅音乐、民族音乐而奉献、努力。爱乐女的存在，也被赞誉为“低谷中的鲜花”。

我人生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

1995年，正值民族音乐家刘天华诞辰100周年，我和爱乐女室内乐团做了一场名为“华风琴韵”的纪念音乐会，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我演奏了刘天华、阿炳、孙文明这三位近代二胡大师的传统作品。这样一场集中呈现近代二胡经典的专场音乐会，过去没有人做过。特别是在一场音乐会集中演奏三位二胡大师的经典作品，并且以中西合璧的形式呈现出来，更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有不少同行说，“你第一次开独奏音乐会，应该把自己高超的演奏技巧和靓丽光鲜的风采展示出来，为什么去做一场传统作品的独奏音乐会？”在许多人看来，这不是年轻人的强项，也不是年轻人擅长的曲目。而我当时，就是想通过这场音乐会，表达一种虔诚的、对二胡艺术前辈的敬仰之与思念，以及对他们艺术成就的认同和研修心得。这场音乐会，让人们集中听到近代二胡大师不同时期的创作和不同艺术风貌的作品，对他们有一个全面并且是重新的认识。这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二胡艺术的优秀传统来说，是特别需要的。

在我的倡导和呼吁下，这次纪念活动由文化部来主办，文化部长刘忠德专为我的音乐会写了“前言”，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还加入了中央民族乐团的另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前，在中南海举办的元宵晚会上，我交给江泽民总书记一封信，邀请他出席刘天华纪念活动。爱乐女和我、以及中央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一起呈现了刘天华的音乐。音乐会后，江总书记说：“刘天华是我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作品很有艺术感染力，把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表现得很充分。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刘天华的乐曲，都会思念家乡，思念祖国。”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表达了我们对民族音乐前辈的敬仰和缅怀之情，也让人们看到了爱乐女“中西合璧”的音乐探索和收获，更让人们看到了民族音乐的文化能量。

我非常感谢郑小瑛老师、戴宏威老师以及爱乐女所有的老师、同行，对这场音乐会的支持和帮助。在这场音乐会中，爱乐女室内乐团提供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中西合璧的音乐方式，有最好的指挥、配器和乐队默契的演奏。直至今日，每当我重温1995年那场音乐会，都能深深感受到，这是一场永不褪色、也是值得永远珍视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在那个民族器乐处于低谷的阶段，带来了新鲜的艺术气息。音乐会的演出在当时受到音乐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并加演了一场，这是我们奉献给大家的一个珍品，也成就了我的梦想。此后不久，我与爱乐女合作演出了另一场涵盖有传统、民间、创作作品的独奏音乐会，在音乐会上首演了吴厚元专为爱乐女创作的第二二胡协奏曲《竹韵》。这场音乐会展示了二胡与西洋室内乐合作不同类型作品的风貌。作为与爱乐女长期合作的记录，我们录制了《刘天华十大二胡名曲》、《宋飞与爱乐女》两张个人专辑。所有这些，都得之于与爱乐女的长期合作、得之于郑小瑛老师和爱乐女的帮助，这都是我永远铭记的。

 

 

宋飞到厦门看望郑小瑛老师（2018年1月）

后来，郑小瑛老师到厦门去组建爱乐乐团，又投身于一个新的事业。爱乐女室内乐团虽然停止了，但是“爱乐女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也继续发扬着爱乐女的爱乐精神。爱乐女的艺术和精神，也化成了内心的正能量，影响着我们的艺术人生。每当见到爱乐女的姐妹时，依旧看到大家虔诚的微笑，如花的面容。

回眸往事，感慨不已。那几年共同经历的风雨，为音乐的奉献所激发出来的坚韧、智慧和善良，永远都写在我们的脸上，凝聚在我们的心里。在这里，我想说，音乐无疆，情意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