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2月13日,是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逝世140周年纪念日。本文摘自《瓦格纳传》,为其第一章《最初的十七年》的部分内容,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理查德·瓦格纳
童年、少年、学生时代
理查德·瓦格纳在自传《我的生平》中详细且生动地描述了他的童年。他以传统的方式开篇:“1813年5月22日,在坐落于两层台阶之上的莱比锡布吕尔街‘红白狮子’旅馆里,我出生了,两天后,我在托马斯教堂受洗,得名威廉·理查德。”作为约翰娜·罗西娜·佩茨(1774-1848)与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瓦格纳(1770-1813)婚姻中的第九个孩子,他在布吕尔街3号来到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在莱比锡“犹太人区”的正中间。然而,当时在莱比锡只有六个犹太家庭,大约50人,可见1453年[1]由莫里茨·冯·萨克森公爵所下达的驱逐令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洗礼也并非如《我的生平》所说,是在出生两天后进行,而是于三个月后的1813年8月16日在托马斯教堂举行的,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战争状态,也可能只是出于习惯,因为瓦格纳的姐姐克拉拉和奥蒂莉也是在出生四星期后才接受洗礼的。
瓦格纳的父亲弗里德里希·瓦格纳曾就读于托马斯中学,并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不过他也曾接受过文学教育。他是莱比锡警察局长候选人。理查德·瓦格纳在自传《我的生平》中说,他的父亲——尽管他的工作远离艺术——“几乎是充满激情地参与着”戏剧世界(ML,9),并阐明:
我的母亲告诉我,父亲曾与她一道前往劳赫施泰特去观看《墨西拿的新娘》的首场演出,在那儿的林荫道上对她大谈席勒和歌德,并因为她对这样伟大人物的无知而激烈地责备她。他本人已经陷入对剧院女艺术家的狂热之中。我的母亲开玩笑地抱怨说,她在午饭时得长时间等他,而这期间他却去拜访当时一个著名的女演员。面对她的责备,他言之凿凿,说是案牍缠身,并用沾满了墨汁的手指作证,可强使他伸出手指做进一步检查时却发现非常干净。(ML,9)
不幸的是,约翰娜·罗西娜·瓦格纳并没有对她丈夫的放荡行为采取什么措施,她自己与戏剧舞台倒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从《我的生平》中也可见一斑。弗里德里希·瓦格纳“对戏剧的巨大热情使他结交了一位知己好友,演员路德维希·盖尔”(ML,10)。这位朋友将在瓦格纳的生命中担当重要角色。
瓦格纳出生的时候,莱比锡就已完全沉浸在战争气氛中了,四处在为战争祷告,武器被施以祝福。3月30日,普鲁士国王在一份公告中称:“救赎的日子到来了,拯救、解脱和复活的日子到来了。”普鲁士想要摆脱拿破仑的统治,4月17日,吕佐夫志愿军也到了萨克森的莱比锡,并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从官方角度讲,莱比锡是站在拿破仑这边的,因为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直到最后都保留了对这名法国人的忠诚,哪怕他的一些军官已经倒戈投向普鲁士。
5月5日,莱比锡人被要求捐赠绷带。人们为随战争而来的不可避免的传染病做好了准备。人们相信,利用食盐、软锰矿和硫酸盐的混合物,就能将所谓斑疹伤寒的传染源无害化。瓦格纳家也做了很好的应对,理查德·瓦格纳出生十四天后,他们家就从莱比锡老城的北部搬到了地势更高的宁静郊区,位于托恩贝格附近的施托特里茨。
这种亲密关系并不特别清楚地为人所知。“警察局书记官瓦格纳在剧院里消磨夜晚的时候,这位出色的演员多半时间取代了他在家庭中的位置。看来他经常使抱怨丈夫轻浮的家庭主妇得到了慰藉。”(ML,10)这些表述并没有明确表达瓦格纳如字面意义一样、在多大程度上希望理解盖尔在家庭“内部”的替代角色。
无论如何,这趟旅程显示,瓦格纳的母亲和路德维希·盖尔之间的相互爱慕、相互依赖是很明显的。
8月10日,瓦格纳的母亲带着儿子回到莱比锡,这里为庆祝拿破仑的生日挂满了灯饰,而在外面,反对皇帝的战斗已经打响。
六天后,拿破仑在西里西亚的勒文贝格赢得一场胜利,几天后,他在德累斯顿取得了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次胜利。炮火越来越接近莱比锡。
10月13日,萨克森国王驻跸莱比锡市政厅广场旁的托马斯楼。战场遍布城市四周。1813年10月16日,隆隆炮声拉开了莱比锡战役的帷幕。普鲁士与俄国带领盟友与拿破仑军队战斗。参战的60万士兵中,有9.2万人阵亡。10月17日,莱比锡布商大厦的大厅改建成战地医院,10月18日,布吕尔大火,两枚炮弹飞进城市,榴弹炮对准莱比锡开火,目击者马克西米利安·波佩记录道。在反法同盟——普鲁士、俄国、瑞典——确立胜果后,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才想要改换阵营,但为时已晚,他被俘获并被完全剥夺了权力。
莱比锡整个成了战地医院。在布商大厦,供伤员大小便的大桶早已满溢。在彼得教堂,饭汤就放在马桶几步远的地方。流言满天飞,说重伤的法国人会被直接杀掉,后来莱比锡的掘墓人阿勒曼也是这么说的。大街小巷里堵满了枪炮、辎重车辆和躁动的马匹。瓦格纳在自传中说:“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瓦格纳,在我出生的时候任莱比锡警察局书记官[……]他在我出生那年的10月因过度劳累而去世。”这个时间点是错误的。在11月12日,瓦格纳的父亲还递交了一份报告,1813年11月23日,他因伤寒去世,年仅四十四岁。讣告刊登在1813年12月11日的《莱比锡报》上。
莱比锡的3.3万居民中,有十分之一以上感染了伤寒、痢疾和斑疹伤寒,城市中50所战地医院的两三万名伤病员的卫生条件加速了传染病的蔓延。
与我们的作曲家的名字相关的一切似乎都不同寻常,因为在弗里德里希·瓦格纳早逝之后,路德维希·盖尔希望将他刚刚出生的小儿子理查德·瓦格纳“完全当作自己的儿子来抚养”。《我的生平》就此写道:“我上第一所学校的时候,他便让我跟了他的姓,直到十四岁,我的儿时伙伴们都以为我叫理查德·盖尔。直到继父去世多年以后,我们家重又搬回莱比锡,我才在原来的亲戚们的见证下,改姓回瓦格纳。”(ML,11)不过盖尔并没有离开他;几十年后,他选了一只秃鹰[2]作为家族徽章,这只鹰与北斗七星[3]的图案一起,装饰了1870年出版的《我的生平》(私人印制的)第一版。
理查德·瓦格纳的家族徽章,是他在1865年后为私人印制的自传《我的生平》设计的。通过将秃鹰与北斗七星相结合,他象征性地把父亲瓦格纳与继父盖尔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引发了持续几十年的关于他的父亲究竟是谁的争论
盖尔还是瓦格纳?瓦格纳还是盖尔?盖尔和瓦格纳?对自己身份的极度不确定依然存在,并且无法认清现实——遑论将深深埋藏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所有这些隐晦的关系带来了巨大的难题,隐藏其后的则是一个引人焦虑的问题:路德维希·盖尔,这个名字听起来像犹太人的肖像画家、演员和剧作家,有可能是瓦格纳的亲生父亲吗?小理查德未满六个月时,他法律上的父亲弗里德里希·瓦格纳便死于伤寒疫病,这是在莱比锡战役之后传播开来的——在自传《我的生平》中的说法却是“神经热”,他是“由于劳累过度”而得上的——我们在这里就能感觉到,“伤寒”这个词被努力避免掉了。这难道不是要大方一点接受真相的较早尝试吗?
不过,弗里德里希·瓦格纳的父亲身份就真的这么重要吗?如果命运剥夺了这一身份的本质,即教育职能的话。从前那些看重血统远甚于精神教育的研究者,穷尽笔墨也要证明弗里德里希·瓦格纳的父亲身份,或盖尔明确的雅利安血统——两种观点都是要彻底排除小理查德不可想象的犹太血统的可能性。父亲是谁,依然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盖尔是“雅利安人”。对我们来说,这两者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其他一些东西,它们只对后来的青少年瓦格纳,尤其是成年瓦格纳而言是重要的:他在梦中都在承受父亲关系的不安全感、可能性、危险性、不确定性的折磨。在他出生的情形中,就已经蕴藏了他并不缺少的强迫症的起源。它们折磨了他的一生,后来他在同样没有父亲的舞台角色如西格弗里德、特里斯坦和帕西法尔身上投射了类似情感。
此外,也有其他妄想进入作品之中。正如许多文献显示的那样,同样的强迫观念可以产生令人不安的反作用力,瓦格纳就从中产生了强大的创作冲动,并达到了独特的高度。瓦格纳作品之伟大,只能通过尽可能地剖析出他的所有动机,即那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来呈现,即便偶尔需要一把手术刀。
约翰娜·罗西娜·瓦格纳,原姓佩茨(1774-1848),理查德·瓦格纳的母亲,由瓦格纳后来的继父路德维希·盖尔所画
德累斯顿与《魔弹射手》
还在继续的战争,让这个家庭紧张不安:理查德·瓦格纳的大哥,十四岁的阿尔贝特,就读于迈森的预科学校,他病倒了,但后来又痊愈了;而才五岁的姐姐玛利亚·特蕾西娅在1814年1月19日夭折,她可能是被父亲传染的。为了减轻他们母亲的负担,路德维希·盖尔将她的三个孩子——罗莎莉、路易丝和尤利乌斯——接去了德累斯顿。在这种生活条件下,还是个婴儿的理查德经常生病、身体虚弱、不太强壮,也就不怎么让人惊讶了(Burrell 1950,26)。很小的时候,他就患上了皮肤病。
除了曾在波森多夫和艾斯莱本短暂停留外,直到1827年,德累斯顿都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居住地。德累斯顿也受到了反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在整个欧洲都被视为建筑奇迹的易北河石桥,被达武元帅炸断了一根柱子,为的是从俄国和普鲁士的追兵手中把大兵团救下来——这座桥必须得修复好。圣母教堂被法国人当成了仓库,为安全起见,曾被送往国王岩堡垒的教堂所藏的艺术珍品又被运了回来:1813年12月,新任萨克森总督列普宁-沃尔孔斯基侯爵又能在这座有着钟形穹顶的巴洛克教堂中举行感恩礼拜了——人们匆匆忙忙地重新修缮了圣母教堂,尽力让文化生活得以重新启动。
戏剧很快在年轻的理查德·瓦格纳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1816年,卡尔·马利亚·冯·韦伯被任命为德累斯顿歌剧院的音乐监督。德累斯顿被视为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这里的宫廷青睐意大利歌剧,歌剧院由弗朗切斯科·莫拉基主持,他发起了德累斯顿的诗篇音乐会,并参与负责了《马太受难曲》在德累斯顿的重演。韦伯是他的竞争对手,但两人也密切合作,在休假时互相顶上。瓦格纳和他早期的传记作者所传播的他们的形象,即一个受到宫廷庇护的意大利人和一个在角落里独自奋斗的穷苦德国人,在认识上是错误的。
无论如何,以哈姆雷特和堂卡洛斯这样的角色开始演艺生涯,后来却只能扮演喜剧角色的盖尔,由于他的男高音,现在也得以作为歌剧演员参与演出。他在莫里茨街的住处成为许多艺术家的聚集地。盖尔管理查德叫“哥萨克”,或许是由于他粗野的性格。盖尔本来是想把他训练成画家的,这毕竟才是盖尔的主业,但理查德在这方面没有显露多少天赋。瓦格纳后来在《告友人书》(1851)中写道,“学习绘画技巧”让他“很快就感到了厌烦”(SSD,卷IV,251)。
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成年瓦格纳回忆说,他小时候拿着偷来的钱买东西时,被继父拿鞭子惩罚过(CT,1873年8月13日),但美好的回忆还是占了上风,比如盖尔是多么喜欢给孩子们买东西(CT,1874年1月1日),再比如他感觉到,继父下定决心“要让他成个人物”(CT,1872年4月1日)。
继父之死、德累斯顿圣十字中学与叛逆岁月
七岁时,理查德被送到盖尔的好友克里斯蒂安·埃弗拉伊姆·韦策尔牧师家寄宿。关于他在德累斯顿附近波森多夫的居住情况,我们可以从《红色记事本》中获得进一步了解,这是瓦格纳1835年开始为日后要写的自传所做的笔记。据其所述,讨人喜欢的韦策尔让他知道了《鲁滨孙漂流记》,了解了莫扎特的生平和希波战争的故事,这个男孩也是在这里上了第一次钢琴课。将近一年后,一位信使赶来,委托韦策尔牧师立即将理查德带回德累斯顿,路德维希·盖尔病重。
盖尔于1821年9月30日与世长辞——德累斯顿圣十字教堂的每周纪事中给出的死因是神经衰弱,但今天有人怀疑更可能是肺结核或肾病。没有争议的是,盖尔劳累过度,因为作为画家,他总是不停地接新的肖像画订单。理查德在七岁半的时候失去了他的继父。“在他去世前不久,我刚学会在钢琴上弹奏《永远忠诚正直》和当时还很新的《新娘花冠》:在他去世前一天,我被要求在隔壁房间演奏这两首曲子;我听见他用虚弱的声音对我母亲说,‘他或许真的有些音乐天赋吧?’”1842年,他在自传草稿中回忆道(SSD,卷I,4)。
他有多么依恋他的继父,接下来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来。1869年,他在特里布申布置新居时,立刻就把继父的画像摆了出来,就很能说明问题。一年后,他再次翻阅盖尔的旧书信,在1870年1月14日给同母异父的妹妹塞西莉的信中写道:“我对我们的父亲盖尔的这种自我牺牲感到非常伤心……在我看来,由于我们的父亲盖尔的牺牲,我们全家都亏欠他良多。”这一模糊的陈述后来当然刺激了所有研究者对谁是真正的父亲的想象。然而,柯西玛1878年12月26日的文字则清楚地表明,理查德·瓦格纳在晚年并不认为路德维希·盖尔是他的生身父亲——但他很高兴自己的儿子西格弗里德与盖尔很相像。
路德维希·盖尔(1779-1821)的自画像,他是瓦格纳的继父(1813年去世的生父没有留下画像)。盖尔是演员、剧作家和成功的肖像画家,他于1814年与寡居的约翰娜·罗西娜·瓦格纳结婚
卡尔·盖尔在1822年夏天结婚,房子里再没有给理查德住的地方了,他回莱比锡在叔叔阿道夫·瓦格纳家住了一小段时间,然后返回德累斯顿,1822年12月2日,他用威廉·理查德·盖尔的名字注册进入校规严格的圣十字中学。
瓦格纳的大姐罗莎莉在盖尔去世(1821)后没有跟着母亲和弟弟妹妹们返回莱比锡。这个十八岁的姑娘——为了养家糊口——留在了德累斯顿,在各种舞台上演出民间戏剧,但也出演一些要求很高的角色,如爱米莉雅·迦洛蒂和路易丝·米勒林。1826年,成了家庭支柱的罗莎莉在布拉格谋到了优厚的职位,所以全家都跟着搬了家——除了理查德,他将继续在德累斯顿的圣十字中学学习,直到进入大学。
理查德寄宿在伯梅家,这家的孩子们也是他的同学,他开始进入了“叛逆的年龄”,这是一个“不怎么安定和环境差强人意的家庭”(ML,22)。坚振礼的准备工作大大削弱了他对神职人员的尊重;但当他1827年在德累斯顿圣十字教堂真正领受坚振礼时,却令他从头到脚都感受到一阵激动,此后他再也不敢参加弥撒了(ML,27)。他离开了伯梅家,租住在一间阁楼里,害羞地凝视着一个姑娘,并在去布拉格的路上发现了自己对旅行和漫游的兴趣;他曾经与母亲一起乘坐邮政马车,也曾和朋友鲁道夫·伯梅一起徒步旅行。1827年春天,他从姐妹们口中得知,贝多芬去世了,他此前已了解了一些贝多芬的作品并非常赞赏。一年前,他的童年偶像卡尔·马利亚·冯·韦伯就已与世长辞。对这个男孩来说,在学校里刻苦学习远不如翻阅古代文本或者玩木偶戏那么愉快。
莱比锡的阿道夫叔叔
莱比锡的尼古拉中学,A.韦尔的石版画
阿道夫叔叔住在莱比锡,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恰好的,但绝不是偶然。莱比锡是地地道道的图书之城。叔叔和小瓦格纳经常拜访的图书装订工,在开工之前会把所有书都读一遍,导致人们只能一直等着(CT,1871年11月10日)。格里迈大街上有雷克拉姆和其他著名书店。1825年,德国书业协会在这里成立,这里的审查规定也曾经比其他德意志小邦国要宽松得多,但如今随着普鲁士的统治而起了变化。海因里希·布罗克豪斯在1816年5月26日激情澎湃地写下日记,他要追求的“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还有真正的出版自由、贸易自由、营业自由[……]一切方面的自由!”
音乐课、贝多芬迷与莱比锡托马斯中学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过瓦格纳接受的音乐教育。瓦格纳的姐姐克拉拉接受了德累斯顿宫廷歌剧院的聘请,这“也引来了指挥卡尔·马利亚·冯·韦伯多次到我们家”,瓦格纳在他的自传中说。随后,他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名叫萨萨罗利的歌手,他把自己对意大利风格的憎恶归结于这个人,然后又说回韦伯:“韦伯不经常来访,却在我心中留下某种第一印象,让我终生都对他有着不可磨灭的好感。”(ML,34)为了能够记住《魔弹射手》序曲,瓦格纳开始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弹钢琴,直到十二岁时才有略显寒酸的家庭教师胡曼给他提出改进意见。因此,瓦格纳将他对意大利,尤其是对意大利音乐的厌恶,归因于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同时将卡尔·马利亚·冯·韦伯视为真正的(也就是说德意志的)音乐典范。
不过,他很可能已经深入接触莫扎特,尤其是贝多芬了。十五岁的理查德还搞到一套约翰·伯恩哈德·洛基尔的多卷本《音乐学与实用作曲体系》(1827),并偷偷地跟莱比锡乐团的一位音乐家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米勒学习和声,不过他觉得这门课不怎么有趣。这段时间,瓦格纳正在写一出田园剧,脚本和音乐是同时创作的。他自己宣称:“我在写一页乐谱时,甚至都没考虑过接下来的脚本。”(ML,40)或许,瓦格纳在这里是想赋予他这票友级的爱好一种风格,好让日后的进步显得更加厉害。
然而,在这种音乐抱负面前,学校的事务就愈发显得难以忍受了。他逃课越来越多,尽管瓦格纳后来在回忆时讲得长篇大论且不加掩饰,但这件事情仍显得疑问重重,因为对瓦格纳的研究发现,在现存学校档案中找不到关于此事的丝毫记录,而无故缺席在当时绝对是要受到处分的。与比他高一个年级的朋友特奥多尔·阿佩尔不同的是,瓦格纳从未获得过任何表彰,综合成绩通常只能得4分[4],这意味着“基本不怎么令人满意”。他离开了尼古拉中学,为了——离校记录上说——“通过私人课程为艺术研究[……]做好准备”。
直到六个月后,托马斯中学才在1830年夏季决定接收这个学生。他在那里不久之后就要毕业,开启大学之路。为了理查德的麻烦问题定期召集起来的家庭会议,自1828年后吸收了姐姐路易丝的丈夫,书商弗里德里希·布罗克豪斯(1800-1865)。弗里德里希当时二十七岁;父亲去世后,他与弟弟海因里希一起有针对性地扩建了F.A.布罗克豪斯出版社,收益不错。弗里德里希·布罗克豪斯跟路易丝住在斜街,那里总有重要客人到访,如罗伯特和克拉拉·舒曼夫妇、路德维希·蒂克或珍妮·林德。弗里德里希·布罗克豪斯经常帮助理查德,并聘请他为新版的贝克尔-勒贝尔的《为孩子和教师所写的世界史》做校对。这可以给小理查德带来一点收入,同时也扩展了他的历史视野。
时代的变化应当更推动了这一趋势。从巴黎传来了1830年“七月革命”的第一波消息。“对我来说,历史的世界从那一天开始;我当然是完全支持革命的。”(ML,47)
注释
1.原文如此,应为1543年之误。——译者注
2.秃鹰(Geier),与继父的姓Geyer同音。——译者注
3.北斗七星在德语中称为“大车”(der Große Wagen),而瓦格纳的姓Wagner字面意义为“车辆制造者”,因此瓦格纳以北斗七星象征自己的姓氏。——译者注
4.德国5分制成绩算法中,1分为最高分,4分为及格。——译者注
《瓦格纳传》,【德】乌尔里希·德吕纳/著 王蕾/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