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3日，北京时间22:00-23:30，美国东部时间9:00-10:30，我国著名音乐指挥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厦门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兼创始人郑小瑛教授，通过越洋连线的方式出席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文化外交倡议”系列项目之“中国文化系列大师班”，以全英文对谈的方式，让世界近距离聆听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的艺术人生。

 

 

该项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和非营利机构“卡纳莱斯项目”共同主办，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借船出海，以艺通心”项目的延续，也是中美民间文化交流、中美人民友谊的美好见证。

郑老师以70多分钟全英文的演讲，令中美两国的文化人士纷纷叹服！活动结束后，大使馆的有关领导表示，“没想到郑老师的英文这么好！卓越的专业技能、浓浓的家国情怀，不愧一代宗师！演讲内容丰富、表达流畅、进程顺利，再次感谢郑老师和团队成员的辛苦付出”！大使馆的官网第一时间做了报道，美国中文电视台也进行了追踪报道。

由于海外直播技术所限，国内观众无法直播观看“大师班”全程，为飨观众，本中心将尽快在官方渠道全程转播，并提前附上此次中美在线“大师班”中文内容。

 

主持人：卡拉·卡纳莱斯

塔夫茨大学教授、著名歌剧歌唱家

全文约12805字，阅读时间15分钟

 
 

 

音乐应当为人民服务

－郑小瑛的音乐理念－

 

Q

我听说你提到了 "音乐之美"，以及培养音乐鉴赏力是多么重要。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么？成为一名艺术家需要投入非常多的努力和牺牲。你是否相信音乐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只在创造美丽？艺术的本质是否还涵盖了更多的正面的社会影响？

郑小瑛：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作为一个有鉴赏力的音乐欣赏者，你会从音乐中享受优美宁静；获得同情安慰，得到鼓励奋进，甚至启迪智慧知识和想象力，开启你包容宏伟的人生观。

我认为作为一个有特殊天赋的职业音乐家，你不应该停留在孤芳自赏的小圈子里，人们期待分享你的才华，你也需要得到社会的供养。于是，你向社会贡献什么？是给这个社会增添一点正义，善良，快乐，智慧、美好？或只顾展示你的特殊才华，个性的标新立异，而不考虑其他？这随时都在拷问每一个艺术家。

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赞970

 

Q

我了解到您在近期录制了《让耳朵更聪明》并且将您的《郑式指挥法基础》指挥课移到了线上。您是那么的激情四溢地在工作着，究竟是什么一直推动着您？

郑小瑛：我停不下来，因为我成为一个音乐工作者的第一天，就被教育“音乐应当为人民服务”。

我的祖父是一个山区的牧师，父亲曾以庚款留学美国，父母希望按西方的教育方式培养自己的女儿，6岁就把我放在钢琴上，后来虽然因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学习，然而一直在美国教会学校读书的19岁的我，已经会演奏Beethoven，Chopin了，那时，一个崭新的时代吸引我离家出走，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中去，在街头进行宣传的文工团（文化宣传队）里，我抛弃了对钢琴的留恋，开心地抡起了陌生的大鼓锤，还无师自通地指挥大家高唱革命歌曲，在街头指挥我们的管乐队。那是我人生观的一次蜕变。

中国的祖先曾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他们认为：“阳春白雪，和者甚寡”，然而他们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我就结合着“音乐应当为人民”的理念，“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在我的音乐生涯中追求“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讲一个故事：上个世纪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风靡大陆，它的商业性冲击着中国大陆计划经济模式的文艺体制，我们歌剧院的演员们也要学歌星们去唱歌挣钱了，国营的剧院乐团一度瘫痪，1990年我与一些女音乐家一起，发起了中国第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爱乐女室内乐团”，为了让年轻一代知道世界上除了流行歌曲，还有这么多优美的音乐，我们六年里不计报酬地到大学里演出了中外经典乐曲241场，那些“中西合璧”的美好音乐，受到了青年们热烈的欢迎。

2005年我与钢琴家殷承宗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音乐会，在硅谷工作的华人合唱团闻讯后，强烈邀我归途顺访旧金山，我到了那里才知道那里有许多当年听过“爱乐女”音乐会的学生，他们十分想念我，一个同学说：那次偶尔在学校听到了您的音乐会和讲座，成了我永恒的纪念，您改变了我人生的追求！

近年来在朋友们的鼓动下，我根据40多年来引导大众走进音乐的经验，在线上开了一个“让耳朵更聪明”的系列讲座，从打消大家对交响音乐敬而远之的顾虑开始，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大家介绍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期，印象派和现代音乐，以及中国近代交响音乐的经典作品，已经完成了50集，大约一半。我知道美国指挥家伯恩斯坦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我有60多年的指挥教学经验，我的学生里有曾任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创系主任，现任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指挥的吴灵芬，有曾经在意大利维罗纳露天歌剧场担任艺术总监，现任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的吕嘉，有曾任中央歌剧院院长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以及现在美国新泽西任音乐总监的张弦等，他们都是我“领进门”的学生，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一个指挥的成熟虽然在于自身的修养，但是正确的观念和入门的技术基础是可以传授的。于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远程教育栏目中传授“会说话的手——郑式指挥法基础”，帮助青年人掌握指挥击拍的基础知识。

你要问，究竟是什么推动着我做这些指挥台以外的工作，我的回答很简单，是人们教会了我如何表演美好的音乐，我当然有义务与更多的人共享之！

Q

我很欣赏您在中国的音乐会前进行演讲的方式，以便让观众更好地为他们将听到的内容作准备。我想，也许我们西方观众也可以用这样的技巧来更好地欣赏中国的传统作品。

郑小瑛：其实在音乐会上对音乐进行讲解，我是从西方学来的，先是在苏联看到，后来又看到美国人也在这么做，不过，他们是在音乐会中场休息时在休息厅里做，或者在音乐会开演前在音乐厅里做，而且是请专人来做，而我们是在每场歌剧开演前，或在音乐会上每首作品演奏前，由指挥者亲自讲解，观众们认为这样更加有信任度，更加亲切！

我的经历是这样的，1978年，当我成为十年浩劫之后百废待兴的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时，我们不仅要从头培养歌者，从头培养乐队，还要从头培养观众！当我第一次走进一个工业区影剧院舞台前拆掉几排椅子的“乐池”要指挥Verdi的歌剧《茶花女》La Traviata时，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人们等候着开幕，剧场里闹闹哄哄，使那首凄凉的序曲无法开始。我很无奈，我不能抱怨被时代耽误了的观众，于是我想出了在歌剧开演前做一个20分钟歌剧音乐欣赏讲座的主意，我将一张抄着歌剧主要音乐主题的大字报贴在休息厅的墙上，用一个小录音机播放短小的音乐主题，自己站在剧院门口吆喝：现在休息厅里有歌剧音乐讲座，有兴趣的请跟我来啊！于是好奇的观众尾随我而来，我告诉大家，西方歌剧是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它的序曲与中国戏曲的开场锣鼓是不同的，中国的戏班子开演前在农村戏台上的敲打是为了集合村子里的观众，而西方歌剧的序曲往往预示了这部歌剧的主要音乐形象和故事，是需要安静聆听的哦！我还告诉大家，看歌剧时，你们除了看故事，还要注意听它的音乐有趣的变化发展啊！

这个做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一传十，十传百，来听讲座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提前来剧院等候开门，以便占据有利的听讲地位，还有人来晚了没有听到开头，甚至退掉了第二天离开北京的火车票，再买一次第二天的歌剧票。我面对着一双双如饥似渴的眼睛，看到他们迅速地把我的话记录在节目单上的神情，我知道，我做对了！接着，我被学生们邀请到数十所大学去讲歌剧音乐欣赏，并在交响音乐会上边讲边演，深受大家欢迎，而被媒体称作“郑小瑛模式”。

 

以音乐涵养心灵 推动文化交流

－西方传统在中国落地生根－

 

Q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艺术家在这里想要向您学习。请告诉我们，您第一次拿到总谱的时候，是怎样切入去理解的？

郑小瑛：我可以向大家先讲讲我学习西方音乐的经历和我第一次没有用总谱，仅凭着手上的一份钢琴谱，指挥了我第一部歌剧演出的传奇故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已发现有世界上最古老的8000年前的骨笛，但是引进五线谱，钢琴和管弦乐队还是近百年的事情。在早期留学欧洲的中国音乐家的努力下，中国有了现代的音乐学院，西式的管弦乐队，也开始有了学堂乐歌，有了中国民族风格的钢琴和管弦乐作品，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有了一批从事西乐的优秀音乐家。后来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起了融合了苏联和欧美高水平的音乐教育体系。时代催促着我们，我们必须努力学习西方的音乐理论，作曲技法，才能用世界通用语言创造出能够更好被世界理解的中国音乐。因而，1952年我被我的文工团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

1955年中央歌舞团的苏联合唱指挥专家L·N·杜马舍夫领衔的指挥学习班是中国第一个传授指挥专业知识的机构。一年半的训练，造就了19位青年指挥，后来都成为中国各地合唱团的优秀领军人物，其中唯一的女生就是他自己跑到中央音乐学院挑选的我。杜马舍夫是苏联莫斯科格涅辛艺术师范学院的老师，虽然不是著名的指挥家，却是一位优秀的指挥教师，他不仅教我们指挥法，还包括读总谱、视唱练耳、合唱学、合唱编配、合唱队组织和指挥实践等全套本领。他要求我们每个学员都去组织一个合唱团，我就担任了北京少年宫和北京女大学生合唱团的指挥。我回到音乐学院后，继续以优异的成绩修毕了所有音乐理论课程，还参考了苏联的教学大纲，参加了建立中国第一个合唱指挥系的工作，我还领导了音乐学院大学生合唱团和中学生管弦乐团。

由于我的表现不错，4年后，我又被国家公派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师从俄罗斯功勋艺术家N。P。安诺索夫教授。在莫斯科的第二年，我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了我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我介绍了中国管弦乐作品，还有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的儿子伊戈尔·奥伊斯特拉赫与我合作了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三年，我在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命名的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成功指挥公演了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成为第一个登上了外国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男女都算上！）

为什么说我指挥这场Tosca有点传奇色彩呢？首先是当时中国和苏联政治上交恶，这场公演完全是出于我的义务授课老师，歌剧院资深指挥家伊萨克·巴因和全院演职人员担着政治风险表现出的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一天，巴因老师问我“郑，想不想在我们剧院指挥一场Tosca，作为向你的祖国的汇报？”“想，当然想！”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于是老师在一次演出Tosca后，没有将总谱交回图书馆，而是给了我，让我把配器（orchestration）标在我的钢琴谱上，因为当时莫斯科买不到Tosca的总谱，这是无奈的做法。那时也还没有发明录音机，我只能坐在乐池里仔细观察和认真记住老师对音乐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那真是一个考验我综合音乐基本功的时刻，我认真地学习了托斯卡剧情发生的时代背景，分析了普契尼歌剧音乐的结构，主题，我学唱俄语，背谱，记住老师的音乐处理，手势。

1962年4月剧院给了我一个全剧的合乐连排，陌生的乐队，陌生的演员！我知道那是一次考试，我做好了准备，鼓足了勇气，竟一口气拿下来了！我虽然受到了鼓励，可是真正安排我执棒演出却在半年之后，而且告诉我只能再给我一次与另一组演员的钢琴排练，没有时间再给我合乐了！“干？还是不干？” 年轻的我，踌躇满志，对着老师期待的目光，我肯定地点了点头！以准确的击拍和敏锐的反应，使1962年10月3日的演出非常成功，获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新华社报道：她的指挥博得了七百多观众的热烈赞扬。观众们打破在最后一场开始前鼓掌赞扬指挥和乐队的惯例，在每一场乐队开始演奏时都热情鼓掌，向第一位在苏联剧院指挥歌剧成功的中国女指挥致意。

指挥巴因在谈到郑小瑛的指挥艺术时说：“普契尼创作的歌剧从指挥角度来看都是难度很高的。《托斯卡》音乐的特点是戏剧性强，感情浓郁，革命热情洋溢，所有这些郑小瑛都处理得很好，她既有天才，又很勤奋，她配得上指挥这样的歌剧。”我音乐学院的导师安诺索夫教授惊喜万分，他给我的评语说：“郑小瑛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天性和富于激情的严谨。她令人信服的对音乐的理解力和对音乐的感觉，是她能影响演奏员和听众取得成功的保证。她独特的指挥艺术，完全可以预见她从事指挥的光辉前景，和她对祖国交响艺术事业的发展中将起的作用”。那年我33岁。

49岁从我担任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才开始了我的指挥职业生涯，我同时兼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系主任，退休后， 69岁的我在厦门参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办的交响乐团，15年后把它带入国家优秀乐团前列。

去年中国播放了美国电影“Conductor”,通过美国女指挥 Antonia Brico 的故事，我们才了解到前辈们为了争取男女平等登上指挥台的权力，曾经那么坚强勇敢地挺过了嘲笑、抵制等难以想象的种种不公正遭遇，从而更加理解了1987年我在Denver拜访80多岁的她时，当她知道了我在中国的岗位时说的那句：“You are lucky”!

我的确是幸运的，我赶上了一个至少在知识分子中没有性别歧视的好时代，才得以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的成果，获得了人们的信任，才有可能登上与大众分享我的收获的平台。

Q

我特别想要您说一说您在歌剧卡门中的经历。您将卡门翻译成中文，而我也曾亲眼见证了歌剧卡门是多么的受欢迎。您认为为什么这个关于如此强大的女性的故事有如此大的普遍吸引力？

郑小瑛：我们不是从“强大的女性”角度来诠释歌剧《卡门》的。1982年元旦在北京上演的歌剧《卡门》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丰硕成果。

根据中法文化交流协定，决定于1982年元旦由中法两国艺术家合作，在中央歌剧院上演法国作曲家比才的经典歌剧《卡门》。法国政府派来了总导演，指挥家，还有负责声乐，舞美装置，服装，灯光，和舞蹈编导等七、八位法国专家。经过一年多不懈的努力，中央歌剧院与法国艺术家们终于将这部译成中文的世界名剧，搬上了中国歌剧舞台。前六场由法国指挥家皮里松执棒，后面的19场由我指挥。可是闻风而来的观众却让能容2千人的剧院天天爆满了25场。

总导演泰拉松是法国公认诠释《卡门》最权威之人。他认为，要了解卡门，必须要了解波西米亚人！歌剧《卡门》正是通过一个在那个社会得不到财富，而只是保留了自身自由和尊严的，敢于藐视权势法规，任性倔强的姑娘追求爱情自由的悲剧，来表现当时受压迫受歧视的波希米亚人对自由的理念。这也是我们在中国上演的《卡门》的思想基础。

这次首演的唱片，荣获1983年夏尔·科罗学会评审团颁发的“二十世纪唱片资料国际大奖”，法国媒体称：“《卡门》在紫禁城获得了凯旋般的胜利”， “这样的奇迹在西方舞台上也是很难见到的！”总导演泰拉松更说：“中国人演的《卡门》要比其它法国之外演的《卡门》都要好，使人看后目瞪口呆。他们的成就，已经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欢呼和无限的钦佩”。上世纪80年代中央歌剧院在香港和芬兰艺术节的成功表演，也使世人对刚刚从废墟上重建的中国歌剧艺术的收获刮目相看！

关于《卡门》的中文译配，我们着实下了功夫。法国著名指挥家皮里松认真地帮助年轻的法文翻译孙慧双用中文译配《卡门》。为了获得一个良好的中文《卡门》版本，对音乐与语言的结合，他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甚至译文的字数要与原文的音节一致，才能保持音乐的律动；出于我对中文译配的认识，我还加上了:

（1）中文语句的重音必须与音乐旋律的高点一致；

（2）中文四声的发音要尽可能与旋律的走向一致。

这个译配版本得到了广泛的肯定，我指挥了《卡门》120多场，最后一次指挥它是在它首演之后32年的2014年。

在中国，介绍的第一部西方歌剧是1956年底用中文上演的《茶花女》La Traviata，它曾上演200多场，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我于20多年前来到中国南方的厦门，才知道这个被称为“音乐之岛”的地方，从来都没有介绍过西方的经典歌剧，我国作曲家的歌剧也很少上演，歌剧完全没有进入我国多数人们的文化生活。2010年以来我们在民营企业家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歌剧中心”，我们整理上演了中国作曲家施光南的优秀歌剧《紫藤花》，和黄安伦大歌剧《岳飞》的音乐会版，推动它走上了大舞台；与北京和上海的歌剧院近40年来一味追求用原文演唱西方歌剧不同，我们邀请了优秀的歌唱家，用中文上演了《茶花女 La Traviata》，《帕老爷的婚事Don Pasquale》，和《快乐寡妇 Merry Widow》，中文能帮助我的同胞们快速走近西方经典歌剧，享受到西方文化的精髓！我告诉人们，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用母语演唱别国的经典歌剧，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够“洋戏中唱”呢？我们的口号“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Q

除了西方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巧，你还对西方音乐的什么有兴趣呢？

郑小瑛：我们不止学习西方音乐的理论技术，也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比如：

（1）民办的厦门爱乐乐团抛弃了国营单位“论资排辈”的付酬方法，实行了 “择优录取”，“按劳分配”。

（2）民办的歌剧中心走出了歌剧殿堂，学习了我在北欧诸国看到的歌剧协会的做法。芬兰除了在赫尔辛基有常设的国家歌剧院外，还有15个没有实体团队的歌剧协会。他们在每年的寒暑假组织两期歌剧演出，他们招募爱乐者合唱团，争取政府职业乐团的支持，租用国家歌剧院的舞台道具服装，招聘优秀指挥，导演和舞美设计，邀请职业歌唱家和优秀青年歌手担任主演， “让歌剧贴近大众（用本国母语演唱），让大众走进歌剧（招募业余合唱团）。”

（3）学习西方经验，大力推动世界通用的科学合理的排演流程， 选择优秀新剧目，先做音乐会版，孵化成功后再行投产。我们用音乐会形式介绍给社会的黄安伦的大歌剧《岳飞》，2015年由天津音乐学院制作在天津和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

 
 

 

弘扬民族传统 提升国民音乐素养

－郑小瑛的音乐理想－

 

Q

最后，我希望能够探讨一下中国交响乐作曲家像是谭盾，盛宗亮和最近的杜云，他们将中国传统的元素融入进了古典乐中。您对于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郑小瑛：近20多年我住在中国南方的厦门岛上，努力地把这个小岛打造成了一个有交响乐的城市，因此我对这些海外的作曲家不够了解。

但是22年前，我约到了一位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的作曲家刘湲，成功地策划推动了一部表现客家人史诗的交响诗篇（客家——从中原避难来的客人），我把这部五个乐章，长达40分钟的《土楼回响》带到了12个国家演出了77场，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山区人民的声音，我倒是愿意与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我的父辈是闽西永定客家人，2000年春节我第一次回老家寻根，才知道那里有数百年历史的客家民居--硕大的土楼，我被告知，它一个个的圆形天井，曾被美国人误认为是针对台湾的导弹发射井，现在福建省正在以它申请联合国文化遗产名录呢！我还听说，当年就要在龙岩召开第十四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那么，如果在大会上能够上演一部以客家音乐为素材，将现代的交响音乐和古老的土楼文化精神结合起来，表现我中华民族虽然历经战乱，仍然保持这团结奋斗，开拓念祖精神的交响乐作品，那将是多么有意义啊！

于是一个热心的朋友为我找到了香港崇正客属总会的经费赞助人，又有一个朋友帮我物色到一位与我志趣相投的作曲家；一位是旅居海外第二代的客家老人，一位是少年时期就有客家情缘的年轻人，他们二人竟一见如故，看到千百座在贫瘠的山野里昂然挺立的土楼，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冲击， 当年11月，刘湲作曲的五个乐章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就在福建山区的龙岩体育馆内由我指挥厦门爱乐乐团进行了成功的首演。第二天，我们又把它送到了永定的振成楼，当我在那挂满了客家人族训，围绕着精致木刻石雕的土楼祖厅里奏响交响乐“土楼”时，奇妙的灵感告诉我，一定要让世界听到“土楼”的声音。

我们怀着民族文化的自信，带着这部体现了“洋为中用”成果的《土楼回响》 在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进行了演出，世界各族人民对中国音乐家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民间音乐素材美妙结合栽培出的奇葩赞不绝口：一位台湾老人说，没有想到在交响乐里竟听到了祖先的山歌和树叶吹奏！在听众对交响乐有最挑剔耳朵的柏林爱乐大厅里，心情激动的年轻乐手们获得了长达10分钟的欢呼和返场。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和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音乐厅奏响的《土楼回响》，应该是两国50年来大型交响乐交流的一次“破冰之旅”。2009年在旧金山的戴维斯交响音乐厅里，在硅谷工作的华人朋友们为我们组成了一个有240多位华人和洋人参加的的合唱团，大家用客家方言，激情满怀地共同唱响了第五乐章那首作曲家标明要与当地民众合唱团共同完成的“客家之歌”。

大家与乐队里的音乐家们一起反复唱道：你有心来俺有情，唔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开路，水深还有造桥人。朴素的音调，宽阔的胸怀，在坚定粗犷的打击乐伴随下，将音乐会推向了高潮！

我们就这样，带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西方熟悉的艺术形式，让不同肌肤、不同语言、不同国度的观众，通过《土楼回响》所表现的主题，对中国有了感性的了解，也被和平友好的中国声音感动。

2009年为庆贺我从事指挥教学60年和我的80岁生日，在我的学生们组织的一场音乐会上，他们每人指挥了一段歌剧音乐作为向我的汇报，也请我指挥了《卡门》的选段。

2021年还有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我再次执棒《土楼回响》，我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返场谢幕之后，参加演出的二百多位合唱团员突然三次齐声高呼：“郑老师，我爱你！”随即，现场观众也加入了呼喊，弄得93岁的我热泪盈眶！我有20多年经常在厦门演出了，可是北京的人们还这样记得我，这也是对我一生都在与大家分享美好音乐的幸福回报吧！

谢谢大家的聆听！

 

✦

在线观众提问环节

✦

Q

您认为西方的哪一部歌剧最能与中国观众产生共鸣？为什么？

郑小瑛：根据我的经验，在中国演出最多的是《茶花女》，我们一共演了250多场了。因为茶花女的遭遇和中国女性的遭遇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所以中国人特别能够理解也喜欢这部歌剧。

 

Q

您有没有向西方观众讲述中国音乐的经历？您在与西方观众或中国观众对话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观念或是回应上有相同或不同之处？

郑小瑛：我没有很多与西方观众沟通的机会。但是我每次在西方演出《土楼回响》前，我都会在每一个乐章演出前，讲述这个乐章的意义。观众很欢迎，也很接受这个做法。我想这一点，中国观众与西方观众是相通的。西方观众可能对贝多芬等音乐家较为熟悉，但对中国音乐不太熟悉，因此，与他们解释几句，一沟通他们就明白了，才会有那么热烈的反应。

 

Q

当音乐被翻译成不同语种的时候，会对文化沟通产生重要作用。正如您1982年致力于把《卡门》翻译成中文一样。有哪些中国音乐被翻译成西方的语言？对于西方的观众来说，想要了解中国音乐从哪里入门比较好？在音乐翻译中，如何协调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与部分西方奔放不羁的文化传统间的碰撞？

郑小瑛：我们在介绍西方歌剧的时候，也需要从它的历史性来了解它，也希望我们的人民通过欣赏歌剧，能够了解西方那个时候的社会、历史文化，所以这是我们的一般的方法。所以当然会有不同的理解的。像我的体会，我们的观众对茶花女的同情，就远远要多于对卡门的同情，那么这是跟中国文化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要把他们产生的时代的背景告诉大家，对吧？卡门争取要爱的自由，这一点我们是应该同情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让中国的观众从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理解，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如果我们把卡门只看成一个三心二意的女人，那么我们就很难正确的来向我们的观众解释这个角色。因为当时一些贵族们，他们也可以有情人，但是他们被理解。而一个被压迫在底层的女孩子，她想要有爱的自由就不可以。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从历史来讲，让人们理解卡门的个性，也就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向大家介绍这部有历史社会特点，同时音乐又非常好听的这么一部西方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