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前的莫扎特》（未完成），约瑟夫·兰格绘于 1789年

文 | 曾震宇

今天（1月27日），是莫扎特诞辰267周年。

神童、启蒙者、“含着眼泪微笑”、“德意志精神的象征”……这是一堆符号和神话的集合。直到今天，各种力量从未放弃对他的争夺：一些人致力于净化他的一切，让他高居神坛；另一些人则不断挖掘证据，揭露他不堪的生活。两类人的行为并无二致——根据需要不断地定义、操弄他的形象，而一个真实存在过的、饱满的、有行有迹、有血有肉的个体被抛弃了。

神童

巡演中的莫扎特一家，卡蒙泰勒绘于1763年

家有神童往往意味着丰厚的回报。于是，痴迷于培养孩子的当代中产阶级也认为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带他到处巡演是在剥削他的才能。

并非如此。萨尔茨堡宫廷乐师利奥波德的绝望和孤注一掷是今日的中产阶级不可想象的：收入只能勉强度日，7个孩子中有5个夭折，莫扎特也因为营养不良而身材矮小；他的社会地位更不算高，与厨师、园丁毫无区别。莫扎特的挚友、鼎鼎有名的海顿就几乎终身身着埃施特哈齐（Esterházy）家族的仆从制服，并向他的上级——厨师长汇报。当利奥波德发现儿子的天分时，他以自己的事业为代价、带着儿子到处巡演，想要为儿子在一个更大的宫廷取得稳定收入，把儿子从窘迫中解脱出来。

从莫扎特的书信来看，他深深地理解、感激并爱着父亲，因此他终身追求父亲的认可。而当时音乐产业的特性也令音乐家必须不断博得赞助人和观众的好感。当一个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存在都取决于他人的承认时，便难以确认自我价值，并产生对爱与被爱的执念。在这一结构中，面对毫无保留付出的父母和挑剔的观众，莫扎特和今日的神童们都面临着危机。

面临这种危机的并非只有神童，平凡的孩子面临的困难并不见少：四千万不快乐的琴童在功利目的下练琴，以击败对手换得那些被生活压榨的父母的欣慰。但绝大多数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天才，于是他们更沮丧，更渴望被爱，在欲求不满中加倍嫉妒真正的天才。在米洛斯·福曼导演的《莫扎特传》（1984）里，作曲家萨列里就被描述成庸才的代表，对莫扎特进行了陷害——这并不符合史实：萨列里并非庸才，也从未谋杀莫扎特，但众人的生活经验让他们相信了彼得·谢弗编造的故事。

《莫扎特传》剧照

“含着眼泪的微笑”

我从来不觉得莫扎特有任何乐观，尽管表达这一观点容易引起争议。

他辗转于各个宫廷之间，幻想能够获得宫廷乐师的职位。但他屡屡受挫，只在死前几年短暂地获得了哈布斯堡家族宫廷乐师的地位。他与父亲一样习惯性地取悦权力、依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他不愤怒。莫扎特第一部被保留下来的咏叹调“去吧，被愤怒所驱使，揭示背叛”（Va dal furor portata, palesa il tradimento，K.21）就充满愤怒，那个时候年仅9岁的他已在巡演的路上颠沛流离；而他的第二首咏叹调“请保持忠诚”（Conservati fedele，K.23）也充满悲伤。

他的恐惧、狂乱、暴力也都在作品中流露出来，这便违背了赞助人的愿望。当时音乐只能算作庆典、舞会和宴饮的欢乐伴奏，那些出资的高贵的先生太太们只想要简单、欢快的旋律，而作曲者的感受从来就不是需要被考虑的问题。据称约瑟夫二世皇帝就对莫扎特说“你的音乐对我们的耳朵来说太美了，我亲爱的莫扎特，音符太多了”；“我的维也纳人听不懂”。在这种失衡的交流中，莫扎特本人从未想要微笑。他创作的曲调尽管欢快，却只是一种迎合，并非出自他的真实意愿。

在很多人眼中，莫扎特的挥霍、负债等都是他的污点。事实上，他想通过挥霍融入上流社会，就如同很多人现在正在做的一样；而在他的时代，举债度日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常态——即便成名的艺术家挣得再多，若贵族不按时付款，也会无可奈何地陷入贫困。何况以当时的标准，他的负债金额并非异常，他也并非穷困潦倒而死。书信记录表明，他每次借钱都处于一些关键时刻，譬如创作重要作品之时：这一期间，他会主动减少其他工作，哪怕有丰厚报酬。这体现了他对职业的自觉和强烈的自尊。

因此，他跟乐观毫无关系。他的骄傲、情绪化、抱怨、赌博、沉迷于追逐女人，都是内心不满的释放。他像极了他笔下的《唐·乔万尼》。唐·乔万尼毫无悔意、从容赴死。莫扎特以愤世嫉俗、放浪形骸的外表为自己和职业的尊严抗争，以自我毁灭、自我终结来对抗。

莫扎特歌剧《唐·乔万尼》，绘于1912年

后人常用自己的经验推测当时的情境，并往往利用上帝视角，得出“如果……便……”，而对处于风暴中心的人物的处境缺乏同情，从而态度轻浮地消解了一切复杂性。不要忘了音乐市场的成熟较其他艺术市场的成熟晚得多，较之作家、画家一人便可创作，作曲家往往需要乐队协作，而手稿和曲谱市场都是更晚发展起来的。在启蒙思想的浸染中，作曲家心向天空，却身陷泥淖。他们追求自由的心超出了社会的支撑能力。任何在新旧交替时代生存的人都会感到这种痛苦。

“德意志精神的象征”

1942年，萨尔茨堡总督古斯塔夫·阿道夫·舍尔在莫扎特纪念馆前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颇为暧昧：操弄、利用、逢迎、斗争……

对莫扎特的争夺在“二战”期间达到顶峰。被迫流落在外的德裔犹太人如爱因斯坦，把莫扎特的音乐当成自身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第三帝国当局亦在帝国及其属地发起了对莫扎特的“净化”：从在书信和传记中删除一些“不够文雅”的语言入手，再定义他是“惟一不被贵族供养”的音乐家，进而将他塑造成德意志爱国者——致力于德语歌剧的崛起，力图将日耳曼文化推向世界文明之巅。1941年12月4日，帝国宣传主管戈培尔在纪念莫扎特逝世150周年演讲中谈道：“莫扎特将德意志天性最美的方方面面融合于一身。他是创作最完美曲式的大师，他并不限于为特权阶级或者为艺术音乐的行家创作；他完美地体现了‘人民的艺术家’这个词的意义。”

第三帝国对文化的重视众所周知。这不仅由于纳粹统治的正当性来自于民族自尊、反抗和文化优越的三重诉求；还由于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掩盖经济凋敝和前线溃败，并源源不断地提供战斗力量。维也纳大区长官兼希特勒青年团最高负责人冯·席拉赫命令维也纳市民必须在建筑上悬挂纪念莫扎特的旗帜，以表达他们“对这位最辉煌、最多才多艺的音乐天才的感恩之情”。他在演讲中表示：“为德国而拔剑，也就是为莫扎特而拔剑……以莫扎特的名义，号召欧洲的年轻人走向战场，为艺术而战。”
 

莫扎特人生的最后几小时，亨利·尼尔森·奥尼尔绘
 

就这样，通过塑造一个反封建、反宗教、反犹太、具有革命精神、道德完美的“雅利安”莫扎特，并通过对其杰作的演奏和聆听，第三帝国将莫扎特与伟大的德意志文化传统、日耳曼情感记忆相勾连。一个经过净化的、全新的、坚韧、高雅、优美的莫扎特成为德意志的化身。第三帝国通过对其反复崇拜造就了一个新的传统，这个新的传统意图证明日耳曼人的无比优越，而日耳曼人将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下，借这个新的传统蓬勃奋发，直达胜利彼岸。

传统往往垄断了正义性和合法性：由于被人习以为常，传统便很少被质疑其源头和原貌；同时，由于似乎经受了时间考验，传统又被看成毋庸置疑、不可质疑。于是，当莫扎特这个新的传统与那个刻意炮制的“天才现世受挫并被犹太人控制的共济会谋杀”的故事相结合，便激励了无数年轻人走上战场。

今天，若我们已褪去狂热，足以冷静地对待一个个来路可疑的莫扎特时，应该想想：我们想要哪个莫扎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