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人生中有把执拗的琴

文/林旖

（《国家大剧院》杂志2014年10月刊封面人物）

光阴的故事里，总有一把执拗的大提琴。

在音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有一个拉大提琴的中国小男孩，给人印象格外深。他板着“苦大仇深”的脸，专注而卖力地演奏着一首艾格尔斯奏鸣曲，琴声深沉内敛，有些惆怅的情绪和无怨无悔的意味在其中。猛地一瞬，稚嫩外表下的强大内心令人动容。“我从小就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特别是在拉琴上，非常顽固。”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端详他演奏时的相貌和神情，比照当年，一点儿都没有变。

他在人们眼里很著名，不过他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也不太喜欢别人称他“老师”，换之以直呼其名的“王健”，倒与他利索、不刻板的人生基调更相称——活的简单，与世无争，用一颗谦和的心守护着生命对音乐最初的爱。而他风雨兼程的音乐历程，就好像永远处于现在进行时的双轨录音，一轨是尽人皆知的禀赋，另一轨则是不为人知的执着。

情迷艾尔加

2014年8月30日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王健与指挥家吕嘉执棒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艾尔加《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是他与这支年轻而活力无限的中国乐团首度合作演出。

除了德沃夏克、舒曼、肖斯塔科维奇、海顿、皮亚斯科夫斯基，王健每每把艾尔加列入他人生中最钟爱的几部大提琴协奏曲之列。

提起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在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的印记是杜普蕾烙下的。“我第一次听艾尔加，还是在国内上学时，那时候资料很少，听过一次，但不是杜普蕾演奏的版本，印象不深。到美国后买到了杜普蕾的唱片，她的演奏非常棒，我也很想学，老师就开始教我。”王健在到美国的第一年就开始学习这部作品，当时正值中央乐团作为第一个赴美的中国乐团即将展开美国巡演，指挥家陈佐湟挑选了三位年轻中国音乐家独奏，大提琴就是王健，时年18岁。“我也是为了这次巡演练了这个曲子。”那次演出对于年轻的王健非常重要，因为当时还是学生的他，虽然一直得到斯特恩等人的帮助，但职业生涯还并未正式开始。“我因为这次巡演加入了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ICM。斯特恩也是ICM的艺术家，中央乐团那次美国巡演也是ICM安排的。”王健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由艾尔加开启。“艾尔加是我正式成为职业演奏家的第一首曲子。”

“那时还是小孩，拉的肯定不好，但基本的感觉是有的。小孩有时根本不懂什么是人情、甜酸苦辣，但有共振。”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可以使他的演奏变得非常不一样，我们可以从每个演奏家的演奏中听出他真正的人性是什么样子。“有的演奏家在演奏中讲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的希望、渴望，都是自己的事情，表现出的是自己的情感，而有些演奏家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别人的情感。”了解王健的人都知道，他属于后者。“最近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听你的艾尔加就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多愁善感、充满忧伤的人。我说不是啊，真的不是！他说：那么你拉琴怎么会是这样？我拉琴时想的是别人的感觉。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去公园玩，父母给我买了一只小鸡，我把它带回家养，过两天就冻死了，我当时很伤心，觉得它很可怜，我怎样都无法把这个脆弱的小生命保护起来。”王健是个有怜悯心的人，而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却是一个很硬、很坚强的人，从来没有可怜过自己。这种特质可以在他的艾尔加里听到。

“艾尔加绝对是一个太特别的故事。艾尔加在创作这部大提琴协奏曲时，太太刚刚去世，他又在一战中失去了很多好朋友、很多他在大学时的同学。英国在一战中贵族的死亡率远远超过平民，可见这个民族是多么强悍，是贵族身先士卒上战场打仗，这很少见，其他国家都是平民老百姓去打仗。音乐中那些悲哀，不用解释，我们一听都能听出来，而那些欢快之处，我觉得他是在讲述他与同学们在英国大学校园中玩耍的场景，跑来跑去，四乐章有英国人帅气操练的场面。这些欢乐是有颜色的，就好像一部电影的色调，是经过处理的黄颜色。艾尔加用他的和声、配器把这些颜色处理的非常好，虽然是欢快的，但总让你觉得脑海中的画面已经有些泛黄了，这种感觉再好不过。”王健说，艾尔加在这部大提琴协奏曲中展现的情感非常特别，当然是非常英国式的，但已超出了英国式的抒情。“我们在英国作品中很少见到这样的感情流露。作品结束的段落完全是一种呐喊，在向命运哭诉，非常直截了当。”

这部在王健心目中意义独特的大提琴旷世之作，已经被他在世界各地无数次的演出，究竟演过多少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我只数过德沃夏克，有一年演出了37次！那年太过分了！”在王健30年的演奏生涯中，艾尔加平均一年也要拉上两三次到五六次，此次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首次合作亮相，恰恰又是这部艾尔加。“我此前曾和大剧院乐团的小弦乐队有过一次合作，在室内乐音乐节的开幕式上，演奏库普兰的一部小组曲。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一个水平很高的乐团。”而那次合作最令王健感动的是，在当晚排练结束时，乐团的演奏家们主动留下来加班练习，就像独奏家拉重奏的感觉，干劲很足。“我很惊奇也很敬佩，于是我也留下来和他们一起练习。这很少见，可能和他们都是年轻人有关系。他们敬业，愿意精益求精。”

骨子里的尊重

人们常说“音乐是音乐家生命的中心”，音乐家们更常说“音乐是我的生命”。放之于王健身上，这命题虽然成立，但抛开它，这位大智若愚的大提琴家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音乐是我生命的中心，但从人生观来说，我倒不觉得音乐是一切，对于我只是生命的一部分。音乐再伟大，也只是人性、人生中的一个闪亮的地方，绝不是人生的全部。艺术和音乐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们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的东西。”

1982年，王健作为由三名西洋乐手、五名民乐手组成的少年演奏家小组成员，受国家选派赴美国巡演。那年他13岁。据说那次巡演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知道，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还有小孩会拉琴。巡演期间，有一场演出被安排在了黎巴嫩国庆节当天，当时黎巴嫩和中国关系很好，于是邀请中国少年演奏家们去表演。没想到，到达演出场地才知道，演出是在一个很大的餐厅里，简单搭设的舞台上放着一些摇滚乐器，钢琴摆在台下，王健和其他几位小演奏家不被允许坐在台上。他们在嘈杂的环境中开始演出三重奏，而餐厅里的人都在吃饭，服务生端着盘子在他们身边穿梭，场景混乱不堪。拉了一半，王健不拉了，站起来就走了。这一外交场合，中国小演奏家的愤然离场可闯了大祸，领队既生气又紧张，严厉批评了王健，告诉他被送回国是要受到纪律处罚的。“我们是来演出的，不是来伴奏的，他们这样是不尊重我们的，也是不尊重音乐的。”王健简明而理直气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最后，是中国驻休斯顿大使救了我。”大使对王健的做法表示出了坚定的支持，认为他做的对。“后来，黎巴嫩人也跑来向我们道歉。”王健向来厌恶不尊重他人的人和事，这次罢演，是骨子里的他。

“我到现在都觉得，很多人不知道怎样欣赏古典音乐，在中国，有些听众把古典音乐当作娱乐，其实古典音乐和娱乐完全没关系，无论如何它是从教堂里走出来的，即使不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能听出作曲家对人性的向往、对人类灵魂中最美好的东西的探索，也只有这些最美好的东西是超出我们生命的闪光而已，是内心的祈祷、祝福，所以我觉得古典音乐最珍贵的，就是它的严肃、认真还有虔诚，脱离了这些，古典音乐便没有了生存的环境和必要。”在流行音乐和娱乐横行的当下，古典音乐依然被很多人需要，正因为它有独特之处。“现在中国社会中有些人不愿意看到自己人性中的东西，对真诚、认真、崇敬避而远之，好像觉得这些东西虚伪。这非常令人担忧，当一个人不觉得自己灵魂中有美好、崇高的东西，他便不会有自尊，在社会中更不会尊重别人，产生负面的能量。文化和艺术是一个社会精神上最重要的东西，缺乏这些，对美好不追求，对崇高不向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便无美好可言，文化就会变得低下和没有上进心。”而一个对高尚没有追求的民族，是堕落的，永远不会让人仰慕。“真正高尚的人非常少，我绝对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人性中的美好让我感动，也是我热爱古典音乐的原因，因为它是人类灵魂美好的结晶，人性中神圣的影子。”对于王健来说，古典音乐最大的能量，就是能够唤醒人性中的高尚，哪怕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心灵中是有高尚和美好的。一个喜欢听古典音乐、能被音乐感动的人，他通常会有很大的同情心。当一个人真正听懂音乐时，会体会到自己灵魂深处的神圣，而这种体会越多，越能提高人的自尊心，也会提高一个人对他人的同情心。”

子承父业的王健，大概也继承了父亲的脾气。“我们家就是这样。我爸爸也是个非常倔强的人，他认准的事就不会改变。”在王健很小的时候，曾被选拔进了一个即将出访阿尔巴尼亚的文艺团体，但出访的条件是让王健放弃大提琴，改拉革胡。“我爸爸说：不改！开什么玩笑！”当时人们都对王健爸爸说：“你疯了！这么好的机会，能去趟阿尔巴尼亚啊！”“那时能去趟阿尔巴尼亚，简直就像登月亮一样。”而今天，听说王健的唱片已经要被带到月球上去播放了。

大师间的提携

有几个一直以来都不为人知的故事，王健第一次讲起。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人们对美国的了解还相当有限。“我们那时只知道是文化部把斯特恩请来的，我问老师斯特恩是谁，他也不知道，我们当时根本没重视。”去给斯特恩表演时，刚和小伙伴们踢完球的王健穿着短裤，一身大汗从球场跑来。“一看里面的架势，好多人，我才知道他很重要。”王健坐下来开始拉琴，拉到一两分钟时，斯特恩开始和身旁的人说话，摄像师举起摄像机开始拍摄，艾格尔斯奏鸣曲就这样被记录下来，成为了世界音乐史上的宝贵一瞬。“其实当时他也没和我说什么话，他只不过和学校的老师们说我拉的很好，后来还送来一把弓子给我。他很会照顾小孩。”

斯特恩帮助过很多年轻音乐家，王健应该算是最后一个，那时，斯特恩年纪已经大了。16岁时，王健开始在美国上学了。“我刚到美国时，斯特恩经常把我叫到他家里，他那时常常举办一些小聚会，让我去表演，在座的有一些音乐界的人。”在中美关系隔阂甚多的年代，王健入境美国时总会遇到困扰。由于13岁时被国家选派赴美的那次演出经历，王健每次在美国机场入境时，都会被美国人关进小屋里一通审查。“有一次我急了，我说我知道你们美国宪法上说，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政治身份来拒绝他入境，这是歧视，然后他们把我关进了一间更小的屋子。”尽管每次王健都会进行解释，但进了名单就不可能被拿下来，于是有一次，他无奈的把这事告诉了斯特恩，斯特恩决定想想办法。一个周末，斯特恩照例打电话给王健，叫他去家里参加聚会。电话那边的斯特恩说：“我帮你把基辛格请来了。”聚会上，王健演奏完一曲去和基辛格握手，没想到一激动，不小心碰倒了一瓶红酒，一整瓶酒就这样全洒在了基辛格身上。“我当时很尴尬也很沮丧，基辛格走后，我和斯特恩说：完了，这次肯定没戏了，基辛格肯定不会帮我了。斯特恩却说：没关系，至少，他现在不会忘记你是谁了。”后来，基辛格帮助王健恢复了他之前被误写的“政治面貌”。

“有时，斯特恩在某个地方演出，就会叫我在中间拉一个曲子，这样就能够让大家认识我。”通过斯特恩的经理人，王健有了一次在法国的难忘经历。有一天，斯特恩的经理人突然打电话给王健，说在法国有一个最重要的广播音乐节，每年夏季在蒙波利尔举办，希望王健去演出，而将与王健同台的，有两位大音乐家——钢琴家皮尔斯、小提琴家杜梅，他花了一番功夫说服他们与年轻的王健合作三重奏的一个乐章。在开幕音乐会上，王健代表青年音乐家参演，皮尔斯和杜梅则代表成功音乐家登场。“当时我听说他们很不愿意与我合作，因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后来，三位音乐家开始排练勃拉姆斯三重奏的慢乐章，从头到尾没有停顿，没有一句出错，第一遍排练就像演出一样。“这很神奇，我一辈子没有过这种经历，我们感觉都很好。”又练了一会儿，休息时杜梅和皮尔斯交谈，看起来神神秘秘的，然后他们问王健是否有兴趣和他们组成一个长久的组合，一个月之后就给德意志唱片公司录勃拉姆斯。王健感到有些难以置信，立刻兴奋地答应了：“好啊！太好了！”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杜梅就飞走了，本来皮尔斯也要飞走，但王健在音乐节上还有一场演出，于是她为了听王健的演奏就留了下来。皮尔斯还专门邀请王健到她葡萄牙的家里去住和排练，相处就像家人一样，非常愉快。在与皮尔斯排练演出的过程中，王健结识了皮尔斯的女儿，开始了一段恋爱史。因为女朋友，王健搬去了葡萄牙，但两人过了一年就分手了。当然，分手并没有影响到三重奏的合作。后来，王健又认识了另一个葡萄牙女友。“皮尔斯给我创造了很多机会。”王健和皮尔斯、杜梅组成的三重奏，录过两张唱片以及舒曼五重奏等两首作品。皮尔斯和杜梅都是太忙碌的独奏家，三重奏的排练时间有限，积累新曲目也非常不容易。三个人坚持在一起很频繁的演出了两三年，每年大概演出二三十场之多。除了这个三重奏组合，王健再没有加入过其他长期固定的室内乐组合，与皮尔斯、杜梅合作的这两三年，对于王健，便成为了一个永远美好而独特的珍贵经历。

还有一段当年的往事，是关于马友友的，让王健至今很感动。“我和友友的关系虽不算亲密，但非常融洽。”在王健的成长中，马友友曾给予这位年轻后辈许多鼓励。“我那时在美国待了八年都没回过家，第一次要回国见父母了，我不知道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了友友，他听说这件事就一个电话打来，我吓了一跳，那时还不太认识他。”马友友开始和王健聊天，说得知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父母了，想和他谈一些事。“友友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要让父母在见到你的一瞬间，把你当作一个成年人来对待。千万不能让他们还把你当成16岁出国时的那个小孩，又重新回到以前。”马友友和王健交谈了两三个小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了王健很多过来人的建议。“后来我和友友也有过合作，一起演出过几次慈善音乐会。”

当年曾有幸得到大师提携的王健，如今也在很多演出中与年轻音乐家合作，为年轻人创造越来越多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的机会。不过，不太会“来事儿”的他仍然认为自己还没能帮助到年轻人，缺乏一些帮助他们的条件。“我是一个什么事都不爱管的人，虽然想帮助他们，但没这个能力，不像斯特恩。”

有所为有所不为

王健在音乐会上最常返场的曲目，除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就是《二泉映月》了。“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二泉映月，是阿炳的录音，听到的那一刻就被深深感动了，那种感觉就像生活被打了一拳，从此认识了这部作品。”于是，王健请一位作曲专业的同学帮他把谱子抄了下来，他看了半天然后又自己进行了改编。“我记得第一次拉这首曲子是在中国，拉完有观众来和我说：你这个拉的不像。”王健很有勇气地把这首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二胡音乐家代表之作，改编成了无伴奏大提琴作品，并用大提琴把它从中国带到了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演奏得津津有味儿。“二泉映月对于中国听众，可能因为太熟悉的缘故，并不会觉得很惊奇，而外国听众一听到都会觉得非常感人。” 在国外演出时，每当王健拉起《二泉映月》，效果都是惊人的，观众几乎可以把前面的曲目忘得一干二净，只记住这一首，甚至有观众会在音乐会后跑到后台问王健有没有录制这首曲子的唱片，更有人是专门为听这首曲子而来的。

“我很想请一些作曲家帮我改编一些这样的中国作品。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改编的才能，只是把作品组装起来而已。能改编作品的人，本身就是很好的作曲家。贝多芬为什么伟大，就是因为他能把这几个音写成四十分钟的曲子。”王健打趣地说：“作曲家的才能就在于此，我大概没有这种才能。”

1999年，王健与指挥家李心草执棒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中国首演了陈其钢《逝去的时光》，当时进行了录像，后来经常演奏。

逝去的时光，是内心深处无数记忆片段的杂陈。我们总是喜欢在音乐中寻求那一隅独属自己的慰藉与释怀，身临作曲家的时空，听到的却是自己的故事。“我不太喜欢套一个故事进去，而是会找一种感觉。比如，我拉中间那段梅花三弄的旋律时，仿佛很清晰地看到一位中国古代的诗人，垂暮的他坐在书案前，已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心里的感觉，不是悲伤，有一种坦然在其中，也有惋惜，很复杂。”王健说，最好的音乐往往是有多面性的。“一个好的演奏，拉到最振奋的时候会有脆弱在里面，或是在最脆弱的时候还会有坚强在里面。又或是在完全绝望的当口，还有希望在其中。总有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样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人性都是矛盾的。”在接触作品的过程中，王健通过和作曲家的反复沟通，一来二去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理解了陈其钢作品所要展现的气质。

王健也曾演奏过另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中国作曲家谭盾的作品，包括《卧虎藏龙》，还有一部在《武侠三部曲》基础之上新创作的作品《复活》。“我个人认为谭盾的曲子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无论谁拉都挺好听的。我也和他说：其实拉你的曲子挺没劲的。作曲家把一切都写进去了，留给独奏家的发挥空间并不大。但他很厉害，是不得了的作曲家，他有这种能力，他写的东西让任何大提琴家来演奏都不会难听，这很神奇。”此外，王健还首演过旅美青年作曲家黄若的大提琴协奏曲。

“我演奏新曲子的机会不是很多，而且我在本质上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对一些新作品并不能完全接受。”在选择作品这件事上，王健是个“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人，他不会按照作曲家和年代来确定演奏会的节目单，形成什么系列，也没有什么使命感。“演奏新作品的道理我是懂的，问题是我必须自己喜欢才能演好。如果是好的新作品，我会去拉。我最近喜欢上一首施尼特凯的奏鸣曲，在澳大利亚一口气巡演了七八场。那首曲子是很现代的作品，简直是旷世佳作，我第一次听到就决定要学了。”而对于录制唱片，王健也秉持相似的立场。曲目自己选，当然唱片公司也要考虑市场。“我有些同事会跟我说：你该多录些录音，让人以后还可以记住你。我说我才不在乎，如果是我不喜欢的曲子，我根本没法拉好，何必去浪费时间。”在王健和古典吉他大师格兰·索舍尔合作录制的唱片《梦幻曲集》中，收录了一首对于王健有特殊意义的中国作品——刘荣发的《牧歌》，这是专辑中唯一的一首中国乐曲，是王健9岁初次登台时在波士顿交响乐团面前演奏的曲目。“我和索舍尔共同选定了比唱片最后收录的曲目要多出一倍的曲目，淘汰了一半，还要改谱子，挺费劲的，但最后效果很好。”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执拗、执着是王健的性格，也是斯特恩非常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斯特恩曾在一个很著名的美国音乐杂志上评价王健说：“他是一个能够非常踏实的活在自己世界里的艺术家，这种艺术家是很珍贵的。也只有这种踏实活在自己世界里的艺术家，他的音乐才是坦诚的、诚实的，没有哗众取宠的因素在其中的。”王健的性格，也深得皮尔斯和杜梅的喜爱，他们也是有着同样性格的音乐家。有很多音乐家，会为了自己的事业去做很多事，整天为自己造势、制造新闻，而像王健这样的音乐家，尽管在商业上会吃大亏，却受到很多其他音乐家的喜爱。“我也知道我这种性格让我失去了很多，失掉了很多给自己创造机会的可能。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我得到了很多机会，得到了很多音乐家的喜爱和认可。”人生和音乐一样，都是有两面性的，你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肯定会失去什么，但是在失去什么的同时，也会有所得。至于你怎样看待一件事的成功或失败，则取决于你的性格。“我觉得我是成功的，因为我非常在乎我自己怎样看我自己，我也比较在乎别的音乐家怎样看我。说实话，我并不十分看重在市场上或商业上的成功，相比之下，这些成功对于我，远不如前两者重要。”

“我非常明白如何去创造和扩大一个成功的演奏事业，我也会经常给下一代音乐家提供一些如何给自己造势的建议，因为我看的太多了。但这些我是坚决不会去做的，因为做这样的事会违反我最根本的底线。不过，我会努力在不超出自己底线的前提下给自己造势。作为一个演奏家，我最需要的还是能够继续演奏音乐。如果什么都不做，也是不可以的。我知道怎样做，并不等于我会去做。”

作为独奏家，王健一年要演出五六十场音乐会，这已经是他的极限，而他必须在每次上台前都保持新鲜、刺激的感觉，如果一场演出，没有拉到令自己起一身鸡皮疙瘩，不管别人怎么看，他都认为自己的演出是失败的。“因为我从小拉琴就是拉给自己听的，我不太在乎别人怎样想，我也不是非常渴望演出。虽然我们都渴望被别人认可，我也希望被别人认可，但我对演出的渴望也许比其他演奏家要少很多。我从小就对表现自我不太敏感，我的表演欲望非常差。”其实王健从小就是被“赶鸭子上架”的，不愿意上台演出，每次上台前，他爸爸都会哄他说：“你就当是自己练琴，就当是拉给自己听，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想。”繁忙奔波于世界各地，热爱室内乐的王健对重奏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我会很珍惜与好的音乐家、好的乐团的每一次合作，我自己觉得很过瘾，即使只是排练，不演出，我也觉得挺好的，能和音乐家朋友们在一起创造音乐是最开心的。”

归根结底，音乐是心灵的东西，是我们内心对美好的一种敬仰、一种追求，它不应成为获取别人对你的喜爱、仰慕的手段。因为无论如何，音乐是崇高的。“我们音乐家只不过是音乐的工具而已，音乐不能成为音乐家的工具。音乐中的美好，是没有任何音乐家可以完全做到的，这只不过是我们的向往而已。音乐本身，比任何音乐家都要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