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吴祖强在中国交响乐团为他举行的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上 王廷瑛/摄
 

3月14日，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原院长吴祖强先生驾鹤西去，享年94岁。微信上一片悼念之词，足见吴先生的德高望重。如果说学术界将泰斗称之为“大先生”，那么吴先生堪称音乐界的“大先生”。
 

吴祖强先生掠影

在中国的音乐生活中，吴祖强的名字似乎要与任何一项活动或事务联系起来。如果要欣赏音乐的话，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中他的创作极为厚重，他培养的学生成为海内外知名作曲家，社会音乐生活中离不开他的“参政议政”。从吴祖强家世看，其父吴瀛是知名文物考古学家，善书画，具有艺术天性，又由于有着出众的组织才能而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吴祖强秉承了父亲的双重性格，在从事音乐事业当中依次展现出来。时代见证了这一切。作为音乐家，他留苏回国后主持并作为曲作者之一创作的音乐作品（如舞剧《鱼美人》和《红色娘子军》等），使他成为音乐作曲的大家；作为音乐活动家，他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主持召开了一度拖延多年未举行的第五次全国文代会，最高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样的高位目前音乐界人士中尚无人超越。

吴祖强又是一个敢爱敢恨、嫉恶如仇的人，有着鲜明的是非观点；但在自己的事情上，温文尔雅的吴祖强先生很少发火。他的留苏毕业作品、清唱剧《涂山之阳——与洪水搏斗》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总谱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不久，与他同在“劳改队”的作曲系老教授苏夏，在学校一个胡乱堆放被抄走书谱的角落发现了这份总谱，悄悄告诉他，吴先生居然捡回了这部浸着心血的作品。若不是总谱的“起死回生”，后人便无缘听到这部交响乐杰作了。后来他谈起此事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成一个“笑谈”。他的心态是多么地平和！在他眼里，在民族经受灾难的时节，个人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
 

音乐家吴祖强

在2007年5月中国交响乐团为吴祖强举行的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上，人们听到了他不同时期、不同体裁和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尤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不曾与观众见过面。

新中国成立后，吴祖强成为首批留苏的三名音乐专业学生之一，与指挥家李德伦、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一同启程，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学习作曲。音乐会上演出的他这一时期创作的《C大调弦乐四重奏》，1956年就由莫斯科音乐学院四名教授组成的康米塔斯四重奏团在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并由苏联国家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乐谱。对一名留学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殊荣，足见他的成绩优秀。今天听来，吴祖强先生当时就已经娴熟地掌握了作曲家巴托克创立的20世纪新音乐流派的技法，十分超前。

音乐会还演出了他的毕业作品《涂山之阳——与洪水搏斗》（1958年），这是为郭沫若的长诗谱曲的清唱剧，由大型交响乐队、混声合唱、女高音和男中音演出，内容为传说中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作品大气磅礴、结构宏伟、激情四溢而又瑰丽多彩，听来有古朴的意境和现代的清新。欣赏之余大家惊叹，在上世纪50年代，吴祖强就创作出了有如此精致的结构、完美的和声及复调技法的交响合唱作品，无论是管弦乐写作还是难度最大的多声部声乐写作，今天听来仍是一部令人震撼的精品。

吴祖强从苏联留学回国后精品不断。由他担任音乐整体设计、主持创作并作为作曲者之一的舞剧《鱼美人》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以高度的民族性和交响性成为中国舞剧音乐的经典。

《二泉映月》原是民间艺人华彦钧创作的充满浓郁民族色彩和风格的二胡曲，吴祖强决心将此曲改编为弦乐合奏形式，以使国内外的交响乐团和室内乐团都能演奏，使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改编于1973年完成，经过艺术加工后的《二泉映月》更具魅力，感人至深，得到了思想和艺术的升华，当即受到人们的喜爱。恰逢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首次访华，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受到乐团指挥尤金·奥曼迪的欣赏，他索要了总谱并纳入到乐团演出季曲目中。但由于随访的美国记者对此曲进行了热情报道，此事便受到了“四人帮”阻挠，奥曼迪被迫取消了计划。国内广大音乐爱好者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是在1977年中央乐团的一场交响音乐会上。那是“文革”后首次公演世界经典交响乐作品，弦乐合奏《二泉映月》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等中西方古典音乐一起得到了解禁，现场观众以及千千万万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转播收听收看的人们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了灵魂的震撼。

1979年，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带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再一次选中并演出了这部作品。那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吴祖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与刘德海和王燕樵合作），这是我国音乐史上首部成功将民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相结合的协奏曲，融合得天衣无缝，成为典范之作。后来小泽征尔将这两部作品带回美国演出。此后，弦乐合奏《二泉映月》被世界上许多交响乐团演奏，出过多个版本的唱片。

吴祖强的这些交响乐作品，以西洋管弦乐技法表达民族情感，完美的艺术形式与深度的思想内涵相统一，充分体现了民族的魂魄，成为了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深为听众喜爱和熟悉，至今常演不衰，而且成为音乐院校作曲教学中的经典范例。这些作品树立了民族音乐经典的标高，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引领了人们的音乐生活。

作为音乐学院派遣的留学生，吴祖强回国后惟一的选择是回到讲台上报效祖国，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学是对作曲家的一种浪费。他把在苏联学到的西洋管弦乐技法系统地引进中国的音乐教学，编著出版了作曲技术理论教材《曲式与作品分析》及其他一些译著，这些教材被几代音乐学子使用。如今《曲式与作品分析》一书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已出版了十几万册，荣获国家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吴祖强的音乐创作与教学，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为中国主流音乐文化的创建立下卓著功勋，推动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发展，使他无可争议地处于大师地位。
 

音乐活动家吴祖强

多少年来，每当有音乐界的新闻，总能看到吴祖强的名字；在中国举办的音乐节、重大赛事和音乐杂志，都有他出面担任顾问。出风头？这不是他的性格；为当官？他多次推托。曾经让他当文化部副部长，他推了，因为这样会陷于行政事务当中，远离音乐艺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那些有助于中国音乐发展之事极为热心，有求必应。

2007年，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在厦门举办，吴祖强担任了艺术总监。决赛时，八十岁高龄的他一连七个小时精神抖擞地坐在那里聆听比赛。我曾翻译《索尔蒂回忆录》和《斯特恩回忆录》这两本音乐家传记，出版前诚惶诚恐地请吴先生写中译本序言，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吴先生并不是泛泛地写两篇应景文章了事，而是认真地逐字逐句阅读，然后才落笔撰文，还对送给他的小样上出现的勘误非常在行地认真圈改，显示出一个编审者的文字功力。更令我钦佩的是，我在《索尔蒂回忆录》的译文中错写了“倍受欢迎”一词，对这个常被人误用的字眼，吴先生订正为“备受欢迎”，这一字的改动，体现出他是一位有着全方位文化修养的大家，也成为了我的“一字之师”。这两篇中译本序都收录在他的文集《七老八十集》中。听说他还有书画金石的功底，这些显然都源于家学。

如果以50岁划分前半生和后半生，那么，吴祖强的前半生是音乐创作，后半生，也就是步入“天命”之年后，则是“入仕”。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达则兼善天下”。时代需要音乐家，也需要音乐活动家。其实，吴祖强早在青年学生时期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当党和国家需要他担任领导，他是无条件服从的，在努力当好“官”的同时，也通过“当官”实现自己在音乐事业上的理想。他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院长长达11年。他主持召开一度拖延了五年未举行的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职务体现了他参政议政意识。然而，他始终以当一名教授为荣。他受命到中国文联工作时，如果将行政关系从中央音乐学院转过去便可享受部级待遇，但他始终未转，并且一直坚持教学事务。他最引以为豪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头衔。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和中国音协五、六、七、八届名誉主席成为他的众望所归。

“文革”结束，中央音乐学院恢复甫定，吴祖强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从此，他的音乐事业进入了另一个领域，他的身影更多地进入到公众的音乐生活中，他的影响力波及到社会各项音乐事务中。此时中国社会正开始转型，音乐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尽管自己的创作时间被挤掉了，但他鼓励学生们发挥创造力，在对待音乐创新问题上，他鼓励学生们借鉴20世纪作曲新流派，鼓励他们出国参赛。例如小提琴家胡坤参加了芬兰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拿回了“文革”后中国在国际古典音乐赛事的第一个好名次。吴祖强自己也几度出任国际音乐大赛的评委。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学院学生相继成为国内作曲界的中坚，成为世界乐坛的精英；一大批青年指挥家、演奏家、歌唱家在国内、国际大赛上获奖。1978年，吴祖强等中国音乐家代表在伦敦突然出现在华人钢琴家傅聪的音乐会上，使这位海外游子得到极大的慰藉。访美期间，吴祖强带着驻美使馆的同志前去看望了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马思聪，令马思聪感动之极。这在当时是顶着极大压力的。在“拨乱反正”的年月中，吴祖强克服巨大的困难，促成了傅聪和马思聪长达20年冤案的平反。这两件事在国际上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吴祖强与中国交响乐团有着不解之缘。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他被分配到乐团的前身即中央乐团工作，担任创作组组长。在这里，他与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窗好友、指挥家李德伦密切合作，顶着来自“四人帮”的压力和干扰进行创作。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和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并且在李德伦的指挥下由乐团进行了首演。从那以后，他一直关注着乐团的建设和改革，大力支持改革，生前一直担任乐团的艺术顾问。

吴祖强的威望远及国际音乐界。从1999年起他连任了三届共达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音理会执行理事，他的出现使国际音乐界又有了中国人的声音。在他的促使和努力下，2007年的第32届理事大会在中国召开，这是音乐界的“国际奥委会”，是国际音乐界的最高论坛，在中国举行意义深远。
 

吴祖强与国家大剧院

 

国家大剧院的落成、开幕，是中国音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其中也留下了吴祖强影响力的印记。国家大剧院早在1958年就有了规划，后由于种种原因下马。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作出指示，在条件具备后还要兴建，这也成为了他的未竟之志之一。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这个项目被重新提上国家基本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但一度受到质疑，有人联名建议将其下马。在此关头，吴祖强奔走呼吁，力陈大剧院对于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最终于1998年4月，国家大剧院工程获国务院批准立项建设，2001年正式开工，成为社会生活中万众瞩目的焦点。

从那以后，作为国家大剧院艺委会主任的吴祖强，从硬件到软件都不断提出建设性意见，甚至亲赴海外选购管风琴等设备。当大剧院行将完工时，吴祖强又在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呼吁大剧院应作为国家公益性事业机构，不能以市场运作的方式经营。最终，他的这些宝贵的合理建议都得到落实，大剧院确立了非赢利机构的地位，获得了基本财政保障，也使大剧院得以顺利开幕运转。如今，宏伟而富有艺术灵气的国家大剧院成为集演出、艺术教育、剧目创作、文化普及等多项功能于一身的复合型文化艺术“航母”，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剧院。

国家大剧院的建立是几代文艺工作者、表演艺术家的夙愿。从改革开放后再次立项、兴建到运转，前后经历了十多年，吴先生也为国家大剧院奔走操心了十多年。人们都说大剧院是吴先生“解不开的情结”，吴先生自己说，“这解不开的‘情结’在我这儿也真是足足系了十年有余。”每当吴先生步入国家大剧院，门卫都要毕恭毕敬地向他敬礼。

音乐理论家王安国精辟地概括了吴先生的音乐活动家的历史地位，“吴祖强先生的名字，同时又是和他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及与时代同步的开明、睿智、干练、宽容及宠辱不惊的泰然人格联系在一道的。”

说是命运选择了他，不如说是音乐选择了他。他的一生，无论是作曲、教书、担任领导还是参与社会活动，都是与音乐联系在一起的。吴祖强先生的人生轨迹是一条与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平行线。

卜大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