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乐

10月9日，由夏小汤指挥中国交响乐团，集合徐昌俊、杜鸣心、甘霖、阮昆申、廖勇、赵季平6位中国作曲家的专场音乐会《满江红》在北京音乐厅上演。钢琴演奏家元杰演奏了作曲家杜鸣心新作——第四钢琴协奏曲《觉醒》，反响热烈。据悉，这首作品杜先生仅用两个月，在完全没有弹奏钢琴的情况下，直接以乐队总谱形式完成创作，也许可称得上乐界奇迹。93岁笔耕不辍坚持创作，在《觉醒》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位鲐背作曲家的深厚功底和神采气度，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丰富经历和豁达的胸怀。

坎坷童年遇见音乐

杜鸣心的童年经历过坎坷起落。他的父亲原是一名驻扎在武汉的国民党军队少校营长，那时候，杜鸣心的家境在现在来看算是小康之家的水平，父母很喜欢戏曲和流行歌曲，平时家里的手摇唱机总有乐声响起。可以说，10岁之前，杜鸣心是在无忧无虑的状态下对音乐形成了最初印象。童年美好时光的转折点出现在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杜父随部队奔赴上海，后战死淞沪前线。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杜鸣心只能返回老家湖北潜江，靠当佣人维持生计，杜鸣心也因交不起学费，小学未毕业便辍学。随后，一是生活贫困，二是为躲避日本侵略军，母亲无奈忍痛把他送到四川永川县第二儿童保育院，在那里跟随蒋荣英老师开始音乐启蒙。1939年重庆育才学校老师到永川招生，杜鸣心因《松花江上》动情的领唱获得好评，在三百多名少年儿童中脱颖而出，被招到了育才学校开始真正的专业音乐训练。当时学校的教学都是由了不起的音乐家担任：贺绿汀教钢琴，任光教音乐理论。抗战胜利后，杜鸣心又在上海跟随范继森、拉扎罗夫（俄）、吴乐懿系统学习钢琴。那时候的杜鸣心一直认为，自己的一生将与钢琴结缘。

中央音乐学院首批教师

青年杜鸣心

解放前夕，杜鸣心听从恩师贺绿汀的建议留在有发展机会的北京，在北京人民文工团担任钢琴演奏员。后来在贺先生的引荐下，杜鸣心拿着介绍信，于1949年11月中旬前往在天津办学的中央音乐学院报到，成为学院首批教师。

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等音乐教育机构合并组建而成的中央音乐学院，整体课程开设较为全面。教务处副主任李凌曾与杜鸣心在育才学校共事过，由他负责与其谈话并安排工作。他了解杜鸣心一直跟随贺先生用固定调唱名训练，还有不错的钢琴基础，因此安排杜鸣心担任作曲、声乐等系的视唱练耳教学。当时这门课教学的主要困难是缺少教材。大家共同克服困难，坚持用固定调唱名的法国教材。杜鸣心回忆：“那时工作氛围很好，教研室组长黄国栋老师经常组织开会，一起讨论研究教学上存在的问题，还鼓励我们编写旋律以补充教材空白。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我在教材和教学方式上进行了一些尝试，把新疆民歌、戏曲以及原创歌曲和小型器乐曲手抄后油印作为辅助材料；以即兴伴奏作为上课常态。有一次我因为近视散瞳看不清楚琴键，没有弹琴伴奏，学生们都反映那堂课上得非常没意思。第二周我们就恢复了边弹边唱的模式。现在‘央音’的视唱练耳教学水平已经很高了，但当时学生们的水平都比较低，视唱教材以G、D、A大调作品为主，最难的曲目也只有3个升降号。”

杜鸣心作为建校初期的首批教师，还承担钢琴副科教学任务。学院领导安排他在业余时间跟随钢琴系主任易开基，以进修的形式学习了两年钢琴。这令杜鸣心感觉非常难得和幸运——难得的是工作后还能继续学习，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幸运的是与新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共同成长。

走出“央音”看世界

 

1951年，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参加捷克“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杜鸣心担任钢琴伴奏

中央音乐学院建立时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条件并不十分充裕，但当时政府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仍尽一切努力与国际社会（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1951年5月，在院长马思聪的率领下，杜鸣心与声歌系主任喻宜萱、时任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现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周广仁，以及来自其他单位的民族歌唱家郭兰英、民族器乐演奏家刘管乐、边军和作曲家安波等人组成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在28天的时间里，音乐家们共举行了十余场不同形式的音乐会，他们以具有鲜明中国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的作品亮相欧洲，展示了新中国音乐艺术的辉煌成就和艺术家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杜鸣心在代表团中主要担任伴奏工作，他说，为小提琴家马思聪等人伴奏，让自己有很大进步。“以往作为钢琴演奏员和老师，主要以个人表演为主，而伴奏讲究两人的合作。马院长演奏的是原创作品《西藏音诗》《思乡曲》，在有些即兴处我跟不上，又因时间紧任务重，每次排练都很紧张。马院长发现后与我进行了很好的沟通，慢慢找到合作感觉后，我的自信心也提起来了。”这次难得的国际交流活动演出经历，让杜鸣心逐渐找到伴奏诀窍，也学会了从另一种角度理解音乐。

1958年杜鸣心在莫斯科大剧院前

1951年，国家开始向苏联选派留学生。1953年，杜鸣心和黄晓和作为学院派出的第二批留苏生，进入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第一批是吴祖强、郭淑珍）。对于这段留学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最令杜鸣心难忘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却给予他们很大支持——每人每月有500卢布的生活津贴，除生活费、书报费、交通费外还绰绰有余。其次是专业层面的提升，除跟随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学习作曲外，杜鸣心还跟“柴院”理论教研室主任斯克列勃科夫学习《作品分析》，这也为他回国后教授这门课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杜鸣心在教学中除借鉴“柴院”的教材和老师授课经验，还把自己的作品当实例给学生们讲解。

以音乐为国庆献礼

纵观杜鸣心的创作，几乎涉及了音乐的所有体裁。回国后，杜鸣心创作的第一部大型作品是1959年与吴祖强共同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节目——舞剧《鱼美人》配乐。舞剧总导演、苏联专家古雪夫提出，要有留苏经历的作曲家来写音乐。因此，杜鸣心和吴祖强承担了这项工作。那时候，在“大跃进”背景下，学院作曲系师生都到北京郊区永丰屯乡下参加劳动。“我的任务是拉炼铁的大风箱，等炼完规定指标，已是半夜两点多钟。大家不顾疲劳再敲锣打鼓，扛着所炼铁块到公社总部报喜。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创作都难以保质保量，而我们却创作、教学、劳动三方面都不能停。”为了保证按时完成创作任务，时任院长赵沨同志排除干扰，巧妙安排杜吴二人每星期三天参加劳动，三天回城赶写《鱼美人》钢琴谱。先期钢琴谱写作很顺利，暑假前便基本完成并马上配器。学院管弦乐队担任演出任务。因时间紧，赵沨院长动员全体管弦系师生不放暑假赶排《鱼美人》，大家用流水作业的方式，配完一段总谱立即交与管弦系抄分谱进行排练，总谱配完，乐队已能完整演出整场舞剧的音乐。最终，《鱼美人》在国庆成功演出并广受好评。

1963年11月底，周恩来总理对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在国内上演欧洲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十分关注。他认为：既然我们已能完美表演欧洲舞剧，在编创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就可一边学习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剧目。在周总理的鼓励下，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正式组成《红色娘子军》创作班子。因舞剧《鱼美人》音乐大获成功，所以《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作任务自然也交给了杜鸣心和吴祖强。但这次更是时间紧、任务重，两人加上施万春、王燕樵、戴宏威组成创作小组，五人分工合作共同创作完成该剧音乐。杜鸣心主要负责第四场的后半场和第六场。杜鸣心说，创作这部舞剧多亏了前期采风的积累。当时学院虽然规定作曲系有下乡采风活动，但杜鸣心一直有繁忙的创作任务并未参与。在创作《红色娘子军》期间，自己多次去海南岛，听了很多当地的民歌和黎族舞曲，有一首黎族民歌围绕Sol Do Mi Sol四个音展开，他就用这个素材写了《快乐的女战士》。

那首著名的《万泉河水清又清》也由采风而来。“《万泉河水清又清》民歌原型是一首五指山区山歌，我在去海南岛之前就知道这首民歌了，在海南岛又听了民间歌手的现场演唱，有较深的印象，在创作《万泉河水清又清》时立刻就想到这首民歌。歌曲前两句跟民歌基本接近，后面经过我的变形和发展以及转调，使它更明朗，更有力量。”杜鸣心说。

扎根传统，从“乐”出发

杜鸣心真正意义开始学习作曲是从留苏开始的。4年留学时间里，他受到了专业作曲技法训练，他的老师时任莫斯科大剧院院长，因此有机会观摩大量大剧院上演的歌剧舞剧作品，了解苏联艺术家们重视将本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创作中的理念，这些都使其获益匪浅。杜鸣心表示，回国任教后，他的很多方法和理念也是继承了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和斯克列勃科夫两位教授。前者上课借助钢琴示范，如习作稍有不妥，会用钢琴上弹出修改方案并讲出缘由。这种直观的上课方式，他始终坚持沿用至今。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楚拉基20世纪50年代初就曾率领苏联代表团访华，他希望杜鸣心的创作能够扎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斯克列勃科夫教授则从更细致的角度出发，教杜鸣心如何把乐思用合理结构组织起来，杜鸣心对此记忆犹新。

在多年的教学中，杜鸣心尤其重视给学生打基础的阶段，他说，写一部作品首先要明确主题核心，这是作品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在主题核心呈示后，就要在不同高度重复主题，以加深听众印象。他经常对学生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技法，只要音乐真诚表达自己的感情，又能真正感染别人，就是好音乐，“用音乐与他人进行交流，从而产生共鸣，这就是我们作曲人所希望的，这并不是‘讨好’他人，更不会因此就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这便是杜鸣心，这位93岁仍笔耕不辍的业界前辈赠予后来者的创作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