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于简介：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中学时代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翌年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1945年至1949年随华北联合大学（1948年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文工团辗转各地演出，并在《白毛女》《血泪仇》等歌剧中担任主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后，随华北大学文工团部分团员一起并入中央音乐学院，任音工团歌队队长、独唱演员。1952年底，随音工团调离中央音乐学院，其后历任中央歌舞团独唱演员、艺术处副处长、党委副书记、副团长，直至离休。

 

2018年6月4日采访工作照（摄影 刘庆刚）

 

我出生在四川成都，中学时代受身边进步同学影响，一心想去打日本，为抗战、为救中国出一份力。先是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之后辗转山西宜川、陕西西安等地，最终于1939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考入“鲁艺”接受革命文艺教育

 

来到延安后，我最先进入的是中国女子大学。在这个学校参加的第一个大活动，是1940年2月16日为欢迎从蒋管区来的“西北摄影队”而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他们是路过延安到榆林拍摄电影《塞上风云》的，其中包括黎莉莉、舒绣文、吴茵和盛家伦等著名演员和歌唱家。音乐会上，“女大”和“鲁艺”学生500多人共同演唱了《黄河大合唱》。那时延安的条件很困难，中央大礼堂的舞台上没有灯光、站台和音响设备。但是在冼星海同志充满激情的指挥下，大家的演唱发自肺腑，慷慨激昂。歌声响彻夜空，震撼了台上台下所有人的心灵。我之前也参加过很多演出，但是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是第一次经历。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更深一步、更进一步地与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苦难联系在了一起，也认识到了音乐艺术的伟大与力量。正是这次难忘的演出经历，促使我走上声乐表演艺术之路。

 

在冼星海同志的鼓励下，我于1940年初夏考入“鲁艺”音乐系，参加了第四期的学习。“鲁艺”的教学非常正规，课程也十分丰富。不仅有李焕之、吕骥、向隅、任虹、安波、马可等人讲授的视唱练耳、普通乐理、指挥、自由作曲、音乐欣赏、合唱、和声学、作曲法、民间音乐研究、新音乐运动史等专业课程，还有新文艺运动史（周扬）、中国市民文学概论（茅盾）、文学讲座（周立波）、中国近代史（何干之）等文史类课程，以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等思想政治类课程。一年级时大家一起上共同课，到了二年级才分科（声乐、器乐和作曲）。我们声乐组的老师有杜矢甲、唐荣枚、郑律成、李丽莲、潘奇等。

 

我17岁离开家乡参加革命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当亡国奴。到了延安以后，通过各种学习，才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在延安，我曾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毛主席十分关心文艺工作，1942年5月（2日-23日）组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不久（5月30日），他又来到“鲁艺”，鼓励师生不光要在 “小鲁艺”学习，也要到“大鲁艺”学习，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校的课都停了，把深入生活、到民间采风、参加大生产运动等作为了主要学习内容。音乐系的同志们不仅学唱陕北民歌、秦腔、迷糊调，还学习秧歌和腰鼓，这些都为后来掀起的新秧歌剧运动，做了很好的准备。

 

 

随“华大”文工团奔赴各地为军民演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鲁艺”组成三个文工团分赴山西、东北和华北开展工作，而“鲁艺”的大部分师生则迁往东北办学。我参加了以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艺工作团。

 

 

1945年9月20日，华北文艺工作团离开延安时合影。

 

 

1945年9月20日，适逢中秋佳节，我们带着对“鲁艺”的留念以及为新解放区贡献力量的信念，离开延安。我们背着行李，每天行军60至80里路，经过50多天的长途跋涉，在跨越四个省（陕西、山西、河北、察哈尔）、通过多道敌人封锁线后，最终于11月8日晚抵达华北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张家口。随后，我们即按上级部署并入华北联合大学（1948年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改称华北联大文工团。这一年的年底，学校决定文工团和抗敌剧社联合排演民族歌剧《白毛女》，并让我扮演“喜儿”。《白毛女》在延安首演时，我还是“鲁艺”音乐系的一名学生。这次是因为第一位扮演“喜儿”的林白同志（在其之后是王昆）去了东北，所以领导决定让我来演。我一开始还有些犹豫，因为之前既没有学过表演，更没有演过这么大的歌剧，不知是否能够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最终我是在边军、杜矢甲等同志的热情鼓励下，抱着学习的态度参加演出的。从那以后，我走到哪里，就把《白毛女》演到哪里，一直演到北平，演了好几十场，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观看我们演出的不仅有部队指战员，还有地下工作者，有民间的老百姓，也有被俘虏的国民党兵。一次在怀来县演出后，杨成武司令员给我们写来一封信，周巍峙团长把信念给了全团同志听。信的大意是：怀来战役中敌人兵力多于我军数倍，但战士们打得很英勇、顽强，因为他们刺刀尖上带着文化——观看《白毛女》之后所激发出来的阶级仇恨。这次战役的胜利，也有你们文工团的一份功劳。歌剧《白毛女》不仅发动了群众，鼓舞了战士们的斗争意志，也让我们深受教育。

 

1945年12月-1949年5月，孟于在华北大学及其前身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工作团担任歌剧《白毛女》“喜儿”一角，从张家口一路演到北平。

下右图为三位“喜儿”扮演者：（左起）郭兰英、王昆、孟于。

 

在“华大”文工团期间，除了出演歌剧《白毛女》，还有几件事情令我终生难忘。其中一个就是我在1946年8月参加了大同战役。当时我们是去大同前线进行慰问演出的。当我们在冷泉村演出《白毛女》时，一位部队领导突然跳上舞台，示意我们停止演出。他说，谢谢文工团带来的精彩演出，但是部队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出发，不能再看下去了。这时，台上台下齐声高呼：“给喜儿报仇，打倒黄世仁！”“解放大同，活捉楚溪春（阎锡山反共头目之一）！”部队走后，我们围着周巍峙团长，要求也一起去前线参加战斗，因为这是深入生活、经受战火考验的一次好机会。经过上级批准，我们两三个人分成一组，跟随不同的连队进入各个村庄。我们不仅给战士唱歌，给他们讲延安的故事，帮他们写信、缝补衣服，还跟着老乡的担架队上战场，救治伤病员，掩埋牺牲了的战士。几天后，由于我军伤亡较大，根据战略需要，部队全部转移。尽管这次在前线的时间不长，但对我来讲，依然很受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从中我领悟到，真正为人民所知道的战斗英雄是极少数的，大多数在战争中献出年轻生命的都是无名烈士。他们同样值得铭记，值得我们学习。

 

1948年北平临近解放，文工团调到了离北平很近的长辛店。我们和这里的铁路工人同生活同劳动，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工人同志。在一次诉苦会上，工人们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残酷迫害，十分感人。连夜，贺敬之同志就写出了《平汉路小唱》的歌词。他在团部大会上念完后，张鲁同志兴奋地说：“我来谱曲。”三天后，歌曲就写出来了。首演当天，我和张鲁同志一起演唱。演完后，现场鸦雀无声。“前面的几个节目都很受欢迎，为什么这个节目没人鼓掌？”正当我们满脸疑惑时，座位上的工人们突然都冲上舞台。他们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唱出了我们内心的苦难，你们唱的真是太好了。他们哭，我们也哭，大家激动地抱在了一起。后来更让我感动的是，不管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问：“女同志，你是不是唱《平汉路小唱》的那个，能不能再给我们唱一遍？”我说：“是，我给你们唱。”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2日文工团进入北平，参加了3日的解放军入城仪式。之后不久，国家又选派我们随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参加8月在匈牙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以下简称“世青节”）。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走出国门的第一个大型代表团（120余人）和文工团（60余人），受到毛主席、党中央和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和关怀。总团团长是肖华将军，文工团团长是李伯钊同志。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没有护照，只能沿用中华民国护照，由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亲自签发；也无国旗，暂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代替。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自己，学习别人（苏联）、建立联系和交流经验。文工团要作为“胜利的中国人民的使者”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解放区的新面貌，意义非同一般。为此，我们精心准备了一台反映中国人民斗争生活、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目。包括秧歌剧、舞蹈、声乐、民族器乐等多种形式。在匈期间，文工团参加了“世青节”的开幕式，并在其首都布达佩斯的著名剧院以及露天广场进行了10余场的表演，观众达30多万人。我们的集体舞蹈《大秧歌舞》《胜利腰鼓舞》，以及李波演唱的《翻身道情》、郭兰英演唱的《妇女自由歌》，还在文艺比赛中获得重要奖项。从布达佩斯返京的那天正是1949年9月30日，我们住在东单附近，当被告知第二天要去参加开国大典时，大家都欢呼雀跃，8天7夜的旅途疲劳一扫而空。10月1日上午，我们穿着出国时发的服装，高举绣有“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9个大字的门旗，排队走进天安门广场，登上金水桥旁的观礼台。那一刻，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喜悦。

 

上，1949年7月，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部分文工团员随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图为团员们在布达佩斯的广场上表演“大秧歌舞”，该节目在联欢节上获得一等奖。

 

下，1949年10月1日，刚刚载誉归国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 身穿出国演出服装参加开国大典，前排右1为孟于。

 

 

在“央音”的工作和学习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及部分文工团员并入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我被分配到学院的音乐工作团（以下简称“音工团”）。

 

1951 年初，我参加了电影《白毛女》中“喜儿”的部分配唱。其中前半部分由王昆配唱，第二幕中的“思念”及“喜儿”进山以后的后半部分由我配唱。配唱工作结束后，我又参加了“音工团”组织的“音乐列车”，从北京沿京汉铁路到 5个省的10多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宣传新作品。铁道部特为演出队挂了多节车厢，我们都住在火车上，每逢停靠大站，都要下车为铁路职工及地方群众演出。演到河南新乡时，我接到了被选中参加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总团文工团的通知。

 

 

“音乐列车”到达某车站，受到群众欢迎。

 

 

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派遣，一行 575 人，由廖承志任团长，陈沂、田汉任副团长。其中文工团210 人，包括三部分人员：由京、津两地优秀曲艺工作者组成的曲艺服务大队、刚从苏联表演回国的中华杂技团和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共15人，张鲁任文工团副团长）。1951年4月我们从北京出发，在丹东跨过被炮火轰炸后刚刚修好的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从4月底到5月中旬，文工团奔赴朝鲜战场的前方和后方，慰问正在英勇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我们曾到平壤郊区的机场，看望修筑被敌军炸毁的飞机跑道的中朝军队和朝鲜民工；也曾到设在伊川650高地上的志愿军总部，慰问我志愿军战士。我们既演唱《慰问志愿军小唱》《王大妈要和平》《北风吹》（歌剧《白毛女》选段）等中国歌曲，也用朝鲜语演唱《朝鲜人民军军歌》《金日成将军之歌》等朝鲜人民家喻户晓的朝鲜歌曲。朝鲜的金日成将军和我们的彭德怀总司令，都曾听过我们的演唱。彭老总还夸我表演的《慰问志愿军小唱》写得好、唱得好，让我们回国后马上把这首歌灌制成唱片，让更多的志愿军战士听到祖国人民关怀的声音。朝鲜的生活和演出条件非常艰苦，演出经常被敌军的各种轰炸所打断，一首歌要唱上两三遍甚至更多遍才能唱完。而为我们伴奏的乐队则更辛苦，由于防空洞比较矮，他们有时要跪在地上演奏。文工团中也有同志不幸牺牲，但我们丝毫没有畏惧，圆满完成慰问演出任务。

 

1950年春，孟于等15名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团员，参加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总团文工团赴朝慰问演出

 

孟于演唱的《慰问志愿军小唱》被灌制成唱片。

 

从朝鲜返京后，其他同志都参加慰问团的宣讲团赴西南地区了，而我又接到了随中国青年文工团去民主德国参加第三届“世青节”（1951年8月）的通知。这一次我参演的是歌剧《董存瑞》（扮演乡姑“小红”）。

 

1952年底，文化部将“音工团”调离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中央青年文工团部分人员合并组建中央歌舞团。我不仅担任独唱演员，还被任命为艺术处副处长。

 

虽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时间不长，而且主要从事表演工作，但我对学校的感情还是很深的，特别是对老书记吕骥同志。在延安他曾是我从事革命工作的引路人，也是教我音乐本领的恩师。1954年，又是他让我回学校进修，师从沈湘和喻宜萱两位教授。4年的时间我不仅学唱了许多外国歌剧选段和艺术歌曲，同时还进一步向民间学习，在演唱技巧和艺术修养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本文根据2018年6月4日和2020年1月3日对孟于老师的两次采访整理而成）

 

供稿：档案馆（校史馆）    采访：王小夕、宋学军

文字整理：宋学军     视频拍摄：王乾越         视频编辑：宋学军

部分图片资料由孟于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