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维良

以下为采访摘要

音乐人，没有底蕴走不远

 

△张维良

一身黑色t恤牛仔裤，黑色双肩包，戴着黑色鸭舌帽和墨镜，张维良的出场方式，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张维良，笛箫演奏家、作曲家。1957年生于苏州，8岁开始学笛。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进入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是国际乐坛上重要的中国笛箫音乐文化符号人物之一。早在1986年，张维良就录制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箫的世界》，改编的古曲《秋江夜泊》、《梅花三弄》等，成为经典广为流传。同时走进了著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的视线，在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中担任独奏。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还担任了大型团体表演《自然》配乐的作曲及笛箫演奏。

△2021年6月25日 苏州湾大剧院 张维良《梦境》独奏音乐会
 

今年，张维良从艺50周年独奏音乐会《梦境》在全国多地巡演。巡演最后一场在他的老家苏州，我们跟随他来到了这里。

△张维良为小演奏家们指导《苏州湾》
 

正在排练的《苏州湾》，是张维良专门为家乡这场音乐会创作的，改编自他1981年第一首创作的曲目《太湖春》。这一次，张维良要带着60位小演奏家和学生们在太湖湖畔苏州湾大剧院的舞台上合奏。

张维良：从1971年到1977年，我走遍江浙每一个乡镇。每到一个地方，我就跟当地人学比如苏州评弹弹词、上海沪剧、江浙越剧、无锡的锡剧，包括昆曲我都学了。我现在所有创作的元素，大部分都脱胎于这些古老的音乐。对我来说，音乐上的母语，我觉得还是要回馈到自己最熟悉的母语上。
     田川：第一次听笛子是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就吸引您了呢？
     张维良：六十年代有很多限制，当时我们的文化艺术比较匮乏，可表现的东西不太多。我父亲说小孩子都要学一样技术，要有手艺。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大哥比我大十几岁，那会儿已经上大学了，做了老师，二哥是木匠，姐姐是裁缝。我问我爸，我学笛子行吗？他说为什么要学笛子？我说笛子好听，而且它短小，往书包里一放，在学校休息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吹一吹。
     田川：我听过一个您分享自己求学拜师的故事。您说自己拿个小马扎，从苏州坐12小时船到杭州。因为太早，你就步行到老师家，一个是因为时间正好合适，另外也可以省点钱，再加三分钱就能吃一碗面。
     张维良：对，那是1972年后的事情了。中国笛子大师赵松庭先生不仅教我笛子，他还跟我说要懂得文史哲理，数理化，律学，声学，考古学等十三门课，这些都跟吹笛子有关。你不能光吹笛子，只是一个艺人你是吹不到很好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完全听懂，因为太深奥了。我很幸运跟赵松庭老师学习的那些年，很重要，那是我的萌芽时代。他讲完一遍，你是不会忘记的。我现在也是老师，在大学教了四十年了，我觉得不止是十三门，开二十三门课也不算多。我经常跟学音乐的人讲，没有底蕴是走不远的。要学会看书，思考问题，包括观察社会。

△张维良为演出做准备
 

距离演出还有4个小时，剧场的灯光一直达不到张维良理想的效果。除了要把所有的曲目预演一遍，现场声音位置、琴谱的摆放、主持和演员走位等等，他都要亲自确认。张维良说，这是专业演奏的“标准”。

田川：您今天下午排练了多长时间？
     张维良：两三个小时。
     田川：我看编导发给我的彩排视频，现场调度都是您一个人完成的，每次都是这样吗？
     张维良：我喜欢严丝合缝，演奏的音乐是民族的，但规矩应该是国际的，都是一样的。

△张维良《梦境》音乐会
 

张维良：作为从事音乐的人，应该如何去思考音乐的发展或创新？如果没有原创，没有创新，就相当于我们一辈子只吃一种菜，那菜再好也是不行的。听民族音乐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理解。20世纪后半叶有很多中国特殊的标题音乐，都是影射让你去寻找那个东西，音乐里是没有的。比如《梦境》，你半闭眼睛听到的砰砰砰，相当于你心脏的声音。一两个小时听下来，你觉得这是我今天最好的一次休息，这就是音乐起到的作用。

     张维良：《乐春》是一首西洋管弦乐队和笛子合奏的曲目，采用了东北民谣。
     田川：我很喜欢这首曲子。您之前跟我讲曲子里有秧歌元素，我听的时候就在想，秧歌是不是就是我的音乐母语，是我的根。可能我并不知道，但我毕竟出生在东北，所以这个元素可能就在我的血液里。听到这首曲子的那一刻，我才反观自己，我和家乡，我和家乡音乐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它可能一直在滋养着我们，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张维良《梦境》音乐会
 

张维良：人类不能没有音乐。有的音乐是有意义的，有的是没意义的。如果生活中没有音乐，社会可能立马就变得十分冷漠。所以音乐是要被人们去仔细聆听的，通过音乐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社会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都很忙，但我想建议你，回到家时可以听一听音乐。我有好多朋友，不论是西方的、欧洲的，还是中国的，我注意到他们回到家风衣还没脱，鞋还没换，就先把音乐打开了。
     田川：他们听什么呢？更多的是西洋音乐、古典音乐吗？
     张维良：原来是听西洋音乐，现在也听我的音乐了。我跟西方朋友说中国音乐你可以听一听，试试看。他听了以后觉得非常好听，他说“我觉得听中国音乐，要泡上一杯张教授您送给我的绿茶”。
 

 

△张维良
 

田川：八十年代初有很多西方文化涌进中国，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大量西方音乐和乐器，您会好奇或反过来质疑自己的乐器吗？
     张维良：是的，曾经质疑过。长笛我也能吹，但我还是觉得竹笛更美，因为它更通中国人的人心。但是我们有大量内容的缺失，比如没有完备的理论，如何去分析一个作品，如何看待音乐作品的表现……这些我们都没有。进入音乐学院后开始接触到西方音乐，我觉得它确实非常完美。当时分宿舍的时候民乐系没位置了，就把我分到作曲系宿舍。宿舍里放了一架破钢琴，作曲家曹家韵是我的老同学，他上来直接就弹了一首《黄河钢琴协奏曲》，把我吓傻了。
     田川：这么宏大。
     张维良：对，我当时连钢琴都没见过。我们是上下铺，他弹完以后我说“哥们能不能再弹一遍？再弹一遍我站边上看”。那种激动和冲动，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少太多了，感觉他们见到什么都不在乎。
     田川：因为现在能见到的东西太多了，也太容易了。
     张维良：太容易了，这也是我们当今教育要去解决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能把你震住的东西，最可怕的是把你震住的是“炫技”，对我们进步的、创新的东西反而是麻木的，不看不关注。所以现在请我去讲座或讲课，我很关照孩子们一定要注重创新的，发展的内容。不要觉得自己掌握了一点点，就开始自我欣赏，井底之蛙那是不行的。我也学作曲，我不排斥西方音乐，我觉得要去研究西方音乐，学习西方音乐。通过这种方式去学习西方音乐的手段，手段是人类共享的。
 

“竹笛很小，世界很大”

今年，张维良原本计划和德国音乐家Rainer，做中国民乐与爵士音乐融合的巡演，因为全球新冠疫情，计划搁置了，但音乐没有停止。在地球两端，他们仍然每天进行着关于音乐的思考和交流。

《朋友》是张维良和海纳·格兰钦(德)Rainer Granzin合作完成的第一首作品，张维良说作品小样完成后，他和很多朋友分享，大家都很喜欢，在全球疫情彼此隔绝的时刻，还好有《朋友》拉近我们的距离，给予我们问候和温暖。

田川：我们以《朋友》为例，您是怎样将世界音乐的元素融在民族乐器中的同时，还保留了民族乐器的本质的？
     张维良：爵士乐本身就是世界性的，国际化的。现代音乐、民间音乐、传统音乐，通过爵士脱胎出很多音乐的可能性。Rainer非常喜欢中国音乐，我们通过音乐建立了友情。我也很希望等疫情退去后，我们能和外国音乐家在中国的舞台上，在德国的舞台上，表现东西方乐器融合的作品。将中国民族乐器里的笛、箫、埙、二胡、琵琶等乐器结合在一起，展示给大家听。

△张维良(右) 与 海纳·格兰钦(德)Rainer Granzin 连线合奏
 

“竹笛很小，世界很大”，是张维良的一句口头禅。传统与现代如何融合？如何用国际化的语言思考和创作中国民乐，让世界听懂中国？是张维良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他不排斥任何新事物，说起创作、创新、挑战和可能性，64岁的张维良依旧保持着和年轻人一样的热情和冲劲儿。

张维良：有关中国民族乐器笛子的作品太少了，少得可怜，我们不能停留在用怀旧来过瘾。今天的中国音乐，中国艺术是什么？这是个问题。你要不断去创造。如果不去创造不就还是停在原地吗？我跟学生讲“宁慢不要快，宁慢不要站。”现在就是有两极的情况，有的人觉得越快越好，有的人站在那里看哪个都不行“那个太难了，算了算了。”有的人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就站在那里不动了。所以说我们应该走出去，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错了。别停在那里，到外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能很精彩。

△张维良(左)与张艺谋(右)
 

张维良：跟张艺谋合作完电影《菊豆》后，我去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人家是搞电影专业的，你不要看场景是中国的，演员是中国的，讲的话也是中文，但所有镜头调度、色温运用、场景摆布都是西方欧洲研究最前沿，最现代的手段，所以我马上就去吸收它。人家这么关注你的文化艺术，我们有没有去关注人家的？光去看个热闹你就太无趣了。没有技术，没有手段，你要怎么表现你的内容呢？我的笛子，我们的民族乐器，我从来都是抱着开放式的思维在发展。如果一个民族乐器不采取开放的姿态，慢慢的它就消亡了。

△张维良笛箫专辑《天幻箫音》
 

1985年至1995年期间，张维良和法国电子音乐实验室合作，将笛箫与电子音乐结合，创作专辑《天幻箫音》，被称为是“极具东方韵味的New age作品”；从1995年开始，和作曲家陈其钢、叶聪等人合作，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卡内基音乐厅举办演出，和伦敦爱乐乐团合作演出，开启了将中国民乐推向世界的各种尝试和探索。

田川：您说刚走出国门的时候，大家可能关注的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样子，我们的服饰，好像很难听懂我们的音乐。在您这么多年的演出经历中，有经历过听众从听不懂到听懂，再到甚至是喜爱并追求的变化过程吗？
     张维良：我们最早去的欧洲，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猎奇，觉得这么一个东西能够发出这么有意思的声音，另一类就不一样。1997年去美国巡回演出，28天去了22个城市，演出半场传统音乐，半场现代音乐。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表演完埙后，有个大学教授说，这个乐器一听就是来自遥远东方的天籁之声。西洋乐器有西洋乐器的缺憾，它们缺乏个性。中国乐器也有自己的缺憾，缺乏共性。将两者融在一起后，就把中国乐器的个性凸显出来了，漂亮了。

△胥口中心小学张维良馆 张维良(左)为田川展示玉笛
 

张维良：我经常和伦敦爱乐乐团合作，他们的音乐总监大卫·沃尔顿就跟我讲“你们的音乐我完全听懂了。”因为他说他听了几十年的中国音乐，他听不懂。
     田川：听不懂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您的音乐他又明白了呢？
     张维良：我们的音乐吸收了当代音乐。音乐应该是用来表达人类思想的，要有人文情怀，真正的人文情怀，不能让音乐变成一个外壳。中国音乐应该去思考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古代中国音乐，不论是从理论还是表演，另一方面要研究国际上的当代音乐。
     田川：中国现阶段各个领域的创作者，包括建筑、音乐，尤其是民族乐器演奏家，都在尝试寻找中国的当代语言。但它到底是什么，大家可能还在摸索跟践行中。
     张维良：个人来讲，我能推进多少是多少，让我站在原地是不可能的。我也希望更多从事民族乐器的音乐人，能以更大程度的开放姿态，与世界共享我们人类美妙的音乐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