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有媒体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样一个细节：1977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过程中，谈到人才培养问题时，自豪地说：“我们有个8岁的娃娃，已经能拉外国的、大的小提琴曲。我看学校可以提前录取。”

　　现在，许多人都已知道，这个当年的“8岁的娃娃”指的就是我。

　　父亲第一次提到邓小平

　　实际上，作为当事人，我到1996年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那时，我已经到美国七年，第一次回国举办个人“音乐周”。因为是第一个举办大型音乐周的音乐家，所以北京主办方把宣传工作做得深入细致，他们请我的父亲谈谈我的音乐经历，我小时候的故事。于是，父亲打开话匣子，第一次提到了邓小平。

　　我的父亲吕超青（2000年去世）早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文体系，曾弹过钢琴，是一位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因为家境贫寒，而买小提琴比买钢琴价格要便宜得多，所以，我们弟兄三个，从小就都被父亲带上了小提琴之路。在我4岁半的时候，父亲就郑重地将一把小提琴交到我手上，父亲与叔父（一位资深级小提琴迷）开始正式教我拉琴。

　　从6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中，我父亲一直都醉心于用钢板刻制乐谱。在那个非常年代里，许多正常的书籍都不能正常发行，当时全国各地一些作曲家没有办法印刷作品，他们就都寄给父亲，由父亲把它们刻成蜡板，印刷出来，然后再寄给全国各地的小提琴老师。当时陈钢（《梁祝》的作者之一）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印制出来的。随着刻制蜡板数量的增加，父亲“蜡板友”的数量也在增加，也就是说，父亲由此结识了许多音乐家。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学小提琴之后不久，父亲便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带我到上海、北京去拜访一些小提琴界的前辈老师，老师们异常热情地接待我们父子俩，并给予了无私指导。

　　在父亲努力创造的环境里，我的音乐天赋得以很好展现，7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完整地拉一些“大部头”的高难曲目。这是其他同龄孩子所难以企及的。我的突出表现，令许多前辈激动。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听完我的演奏，感慨万千，但是他们无法录取我，因为历史上还没录取过这么小的学生。他们建议我到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看看中央音乐学院会不会给我个特别的机会。

　　这样，小小的我坐在父亲腿上，又来到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听过我的演奏，也是满座皆惊，纷纷赞誉我为“天才琴童”。但北京也面临着与上海同样的问题：历史上从没有录取过年龄这么小的学生。

　　可是，不久，就出现了邓小平接见外宾的那一幕。这样，我在8岁的时候，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成为该院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学生。至今仍无人打破这个纪录。

　　我父亲只知道这个结果，但并不十分了解其间的过程。

　　结识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后，我觉出了自己的特别，因为我没有一个同龄的伙伴。以往中央音乐学院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录取学生，而我才是一年级学生，我被安排在北京实验二小学文化课。这样，我每天早上和中午，15分钟来，15分钟去，都是一个人步行上下学。有时候碰上一大早骑车去买菜的食堂师傅，看我一个小人儿，就会捎上我。

　　比起同龄孩子，显然我感到了特殊，感到了孤独。但我不知就里。

　　我的小提琴老师王振山，曾经是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他对我既是严师又是慈父。有意思的是，好像王老师跟我父亲商量好了似的，从1978年到1989年我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十多年里，他俩都不曾对我讲起我进音乐学院的特殊过程。我为此曾经询问过他们，得到了差不多的回答：不想让我从小感到特殊，感到与众不同。

　　所以，虽然我很小就受人恩惠，但我全然不知内情。我专心致志于小提琴艺术，11岁时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选到他在英国为天才儿童创办的音乐学校，学习三年；1987年，17岁时，夺得第34届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成为夺得国际小提琴艺术最高奖的东方第一人；1989年，我转赴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深造，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学业。追寻艺术的路途漫长而艰辛，与我前后赴美留学的一些同学，因难以忍受从事小提琴专业的清贫与孤独，几年里都改了方向，另谋他途，但我坚持了下来，直到1996年于北京成功举办音乐周。

　　在音乐周上，我第一次听说了“我的故事”，当时我非常吃惊。因为，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至于我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当然是因为我的琴拉得好。我从来没想到，我的这些经历会跟一位政治领袖有关系，因为从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我首次听说此事的最突出感受是奇怪、新奇。当我冷静下来，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觉出自己是多么幸运，而这些都是因为这位老人——邓小平。

　　也是在这次音乐周上，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邓榕）被邀请来听过我的一场音乐会，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以后，我们偶尔通通电话，见过几次面。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毛毛谈谈我的事情，谈谈我对她父亲邓小平的深深感激，但谁也没想到，我认识毛毛的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2月，邓老就去世了。记得当时我在美国，从电视新闻中获知这个消息，我很震惊，连忙给毛毛发了一个唁电，表达了我无尽的悲伤和永远的感谢。

　　我再次把毛毛送给我的她写的书《我的父亲邓小平》仔细翻阅，在中国乃至世界，还没有谁像邓小平一生历经磨难，三起三落，却始终铁骨铮铮。是他对国家对人民对他所从事伟业的无限热爱，给了他强大的支撑和极大的鼓励，让他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再读邓小平，让我明白了：惟有事业，才是一个男人一生最强力的支持。

　　从李凌那里我知道了最原始的读本

　　这些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古典音乐的传播。迄今，我已经在国内举办了三次“名家名琴名曲”展演会，先后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演出。我知道，我不能停止，因为我的身上寄托着许多老前辈的关切和期望。

　　2003年9月，我回国演出时，听说音乐界的老前辈李凌（现已去世）身体欠佳，于是我前去探望了他。其时，李老已经90岁高龄，但看到我，仍然很兴奋很清晰地谈起了往事。从他那里，我才揭开了当年我被破格录取的谜底。

　　原来，当我8岁时，父亲带我来京找到了时任中国歌剧院书记的李凌。李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创建人之一，也是中央乐团的创建人之一，是音乐界的元老。他在听过我的演奏后，非常喜爱，立即让女儿妲娜把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赵、吕骥还有几个教授叫来，一起听我拉琴。我当时拉了布鲁赫协奏曲和其他一些世界名曲，当时大家都认为非常好，说将来可以到音乐学院学习。可是李凌认为，现在就不能让孩子走，该直接留在北京学习。那时，中央音乐学院没有附小，大学、中学的招生工作也是刚刚开始恢复，文化课教师、生活教师都没有，接收入学困难很大。

　　没有别的办法，李凌只好给邓老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他，请他帮助想想办法。后来妲娜打电话给邓老的女儿毛毛，知道邓老见到了信，正在与有关单位联系。后来据说邓老三次委托秘书和办公室给音乐学院来电话，询问寻求如何解决我学习和生活的问题。邓老的秘书在电话里对音乐学院的领导讲，邓老希望音乐学院能培养这个孩子，有一次甚至说，邓老讲了，孩子很小，生活上不能自理，需要找保姆来照顾，这个保姆费由他来出。就是在邓老的亲切关怀下，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单独录取了我。

　　1977年12月，新华社的“内参”上，曾详细刊登了邓老对美籍华人、著名记者王浩先生的谈话，邓老说：不仅要重视教育，还要在教育方面进行大胆改革。最近，我们过去的一个老院长发现了一个音乐人才，孩子刚刚8岁，就能拉外国的大协奏曲，很好，要让各方面重视，应对这样的孩子进行特殊培养。

　　当时，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国家百废待兴，亟需人才，邓小平的谈话，无疑表明了他重视人才珍惜人才的态度。新华社就此事发了“内参”，音乐界的人士都十分清楚：音乐人才的春天真的来到了。我成了最早沐浴这温煦春光的幸运儿。万幸的是，在他钦点的事业上我坚持住了

　　到今天我仍有遗憾，那就是我永远不可能当面对邓老道声“谢谢”了。多年来，我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出入的地方，多次演出，我相信邓老一定听过我的现场演奏。也许他已不记得当年他曾提到过的这个“8岁娃娃”，因为受到邓老关注和提携的何止一个“8岁娃娃”，一个吕思清！他是怀着对国家对人才的极度关切而钦点了我们。万幸的是，我成功了，在他钦点的事业上我坚持住了，这也算是我对他老人家百年诞辰的一份告慰。

　　常常有美国朋友从中国旅游返回，大都会露出同样的表情——惊讶于中国发展之神速。自然而然，大家会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谈到伟人邓小平，美国朋友异常佩服邓小平政治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在中国，是邓小平把大家指引上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二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富裕和繁荣——这是我和所有旅居海外华人的共同骄傲。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

　　韩春丽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