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的代表作《末代皇帝》中，坂本龙一既是演员，也参与了配乐。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记录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这部电影也确立了他作为一名杰出的电影音乐作家的地位。

今天的这篇文章来自坂本龙一的自传《音乐即自由》，为我们呈现了音乐大师天性中可爱的一面。

“一星期后要拍这场戏，在那之前你都不准笑。”

参与电影《末代皇帝》 的拍摄工作，对我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与贝托鲁奇导演一起工作相当有趣，每天都过着紧凑的生活。

我第一次见到贝托鲁奇导演是在1983年的戛纳影展上，那一年《俘虏》入选为影展的竞赛片。通过大岛渚导演的介绍，我跟崇拜的贝托鲁奇导演寒暄过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了拍摄《末代皇帝》的事，比如说他想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然而，困难重重之类的话题。在喧闹嘈杂的宴会会场里，我们就一直站着，听他说了快一个小时。我觉得这部片的拍摄工作似乎非常有趣，不过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参与。

我大概是在三年之后受邀出演。工作团队似乎费了很大一番工夫取得拍摄许可，总算在1986年于北京紫禁城开拍，过了三个月后，我也加入了拍摄的行列。

其实在开拍之前，我已经拿到剧本读过了，里头有一幕剧情让我怎么样也无法接受。剧本里写着，我所饰演的甘粕是切腹而死。到了拍片现场后，我很固执地不愿配合，心里觉得：“虽然我很希望出演这部电影，但是切腹实在令我相当反感。对日本人来说，切腹是多么的可耻。”于是，我拼命说服导演：“一提到日本人，就会联想到切腹。像这种刻板印象，你应该也觉得很丢脸，而且你在全球的影迷也应该不会接受吧！”

甘粕曾经在法国待过两年多，在当时是个相当时尚的男子。我向导演恳切地拜托：“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切腹？拜托改成用枪自尽吧！”贝托鲁奇导演也知道甘粕是一位时尚的男子，而且在电影里，甘粕的办公室墙壁上还有着未来派的画。最后，我坚持地表示：“是要选择切腹？还是要选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剧情，我马上就回日本。”我似乎是让贝托鲁奇导演伤透了脑筋，结果剧情还是改成甘粕举枪自尽。不过，实际上，甘粕是服毒自杀。

到达拍片现场当天，我与饰演溥仪的尊龙第一次见面。所有人已经拍了三个月左右，每位演员都完全投入自己的角色。他对我说：“你是日本派来的幕后黑手甘粕，是我的敌人，片子没拍完，我不会跟你说话。”我当时是带着吊儿郎当的心情去的，所以被他的话吓了一跳，心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还是成天说笑，态度轻浮。甘粕的角色有一场重要的戏，要对着皇帝说：“你只不过是个傀儡，是我们日本的玩偶。”于是，导演就来警告我：“一星期后要拍这一场戏，你在那之前都不准笑，去想想天照大神。”大概是我平常太过吊儿郎当，导演已经看不下去了吧。在这之前，每天晚上拍摄工作一结束，我都会和大家去吃饭，一起去玩，但是经过了这次的事，就没有人来找我出去了。

接下来，实际拍摄这场戏的日子来临了。导演觉得我愤怒的力度不够，于是亲自示范给我看：“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愤怒！”我虽然照着导演的方式做，还是完全不行。导演一直喊着：“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我始终都没办法从他口中听到OK。

电影里有一幕是日本昭和天皇要在东京车站欢迎溥仪来访，于是剧组人员匆忙去寻找可以饰演天皇的临时演员。选角指导跑遍整个北京，总算顺利找到和天皇相似的人选。很巧地，这名临时演员也是日本人，好像是在北京经营贸易公司还是什么公司。他的长相和胡子，都很像昭和天皇。他是个非常奇特的人，我们聊开来后，他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之前因为工作需要，暂时回东京，结果收到一封自己公司的中国女性员工的来信。内容写着，两个人在北京街上说话时，有人看到去通知了公安……不过，如果他肯和她结婚，一切就没事了。

我还在想这个人会怎么做，结果他表示自己就那样结婚了。也就是说，那时写信给他的女员工，现在已经成为他太太了。这似乎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不过我自己其实也有好几次类似的经验，和我关系不错的中国女性在街上迎面走来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1986年的中国社会，还是有着我们这些外来者无法窥知的一面。

▲《末代皇帝》拍摄现场 坐在坂本龙一身旁的是贝托鲁奇导演

剧组所有人辗转在北京、大连、长春三地进行拍摄工作。在北京拍摄时，是租下了货真价实的紫禁城，移到长春之后，则是借用了伪满洲国皇帝实际居住的宫殿。紫禁城里的物品都让蒋介石带到了台湾，几乎一件不剩，不过紫禁城结构对称的宏伟建筑还是令我大为叹服。长春是伪满洲国“首都”，因此有着宽阔的大道，而且街道都是采用棋盘式设计，也很有气势。

“龙一，帮《末代皇帝》制作配乐。”

《末代皇帝》的拍摄工作从北京展开，然后开拔到大连、长春持续进行。到了长春，剧组也借到实际的宫殿，拍摄了溥仪“登基”为伪满洲国皇帝的一幕。贝托鲁奇导演表示，希望这一幕的现场能够配上音乐，于是要求我立刻创作“登基仪式”的音乐。

一直以来，我都是以演员的身份参与拍摄工作，从没想过得创作配乐。我也觉得贝托鲁奇导演虽然请我加入演出，却也没有考虑过要让我负责配乐。真要说起来，据说导演的老朋友埃尼奥・ 莫里康内几乎每天打电话来片场，请导演让他负责这部电影的配乐。总之，我就遵照导演这时候的指示，就当成是制作摄影现场的这一幕配乐，而不是负责整部电影的音乐。

我一直对民族音乐很有兴趣，读书时也学过，但是我不太喜欢中国的音乐，也没有写过中国风的曲子，甚至是几乎没有听过。而且，拍片现场缺乏器材，给我作曲和录音的时间大概也只有三天。

贝托鲁奇导演狡猾地笑着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埃尼奥可都是当场就立刻写出来哦。”听了导演的这句话后，就我的立场而言，总不可能当场推辞吧。

我向贝托鲁奇导演提出要求：要我写曲，也总得给我钢琴啊。于是，剧组帮我借来了一台旧“满洲”电影协会的钢琴。“满洲”电影协会的前身是“满洲”铁路电影部，是当时的“国有”电影公司。在片厂里有一台直立式钢琴，当地的工作人员用货车运到了我的房间。那台钢琴原先保存状态就不好，又加上一路颠簸地运送过来，所以走音走得很厉害。然而，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在作曲时，几乎是一边想象乐音，一边写下。

到了片厂，有一位稍懂日文的老先生负责协调工作。那位老先生对我说：“你是演甘粕老师的人吧。”没想到他居然认识甘粕上尉本人。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大概十八岁就加入“满洲”电影协会的管弦乐团，在团里吹奏长笛。“甘粕老师对我很好”，“甘粕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从他的这些话里可知，甘粕上尉应该相当受当时的人敬爱，有他充满魅力的一面。

录音的地点是“满洲”电影协会，并且由当地乐团负责演奏乐曲，也就是说，呈现出来的声音几乎与当时没有两样。唯一不同的地方，大概只有片厂立的毛泽东铜像吧。其他部分全部原封不动，从过去一直保留至今。因此，似乎随处可以见到甘粕上尉的亡魂，令我有些毛骨悚然。

我不清楚伪满洲国当时的音乐形式与演奏方法，但猜想应该多少都会加入中国的乐器，不过是稍微偏向西洋风格的音乐。而且，由于是出自日本人之手，又是用来宣扬国威之类的音乐，整首乐曲应该会显得非常不伦不类才对。

我写的虽然不是拿破仑加冕仪式的乐曲，不过还是放入了一些法国风格，做成带有浓厚鼓乐曲味道的音乐。当地的演奏者绝对无法完美演奏，不过这种演奏程度的差异更能营造出当时的实际氛围，真是太好了。

无论是宿舍、片厂，或是那位老先生，我面对这一切时，感觉像是被吸入了当时的世界。回到那栋天花板挑高的宿舍睡觉时，仿佛真的会有关东军的军官出现一样，让我觉得心里毛毛的。

我认为，在电影这种事物里，有些部分能够跨越某种现实与虚构的界线。电影仿佛具备这种强大的磁力，甚至有时在拍片现场会让人为之丧命。无论是“现实”，或是“虚构”，都是硬要为了设下界线而使用的词汇，现实就是虚构，虚构即为现实，两者之间原本就没有界线存在。跨越这类语言界线的真实就反映在电影之中。在《末代皇帝》一片中，我想也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影片杀青过了约半年，我因为工作关系，人在纽约。在酒店退了房间，正要坐上车时，柜台人员把我叫了回去，说是有我的电话。我接过电话，原来是制片杰里米打来找我。“龙一，帮《末代皇帝》制作配乐。”

于是，我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时间至少要有两星期，一星期让我能在东京作业，然后再前往伦敦，与正在剪接电影的他们会合，接着完成剩下的部分。第二，我要雇用助手帮忙。当时索尼Epic唱片公司有位非常优秀的女职员，她姓筱崎，我们私下都叫她“钢铁女”。我希望能够雇用她一星期。杰里米立刻答应了这两点要求。

我问贝托鲁奇导演希望是什么类型的音乐，得到了这样的答案：“电影的舞台虽然是在中国，不过这是一部欧洲电影。故事的时间虽然是从二次大战前开始，一直到战争期间，但这仍是一部现代电影。我要你做出呈现这种感觉的配乐。”

我心想，这样的答案说了跟没说一样，不过我也没时间不知所措，于是在脑中大致描绘出一个轮廓：用西洋的管弦乐曲当作基本，然后大量放入中国风的元素，再加入德国表现主义之类的元素，营造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崛起时的感觉。

首先，我在东京开始了作业。说是这么说，不过我过去完全没学过中国音乐，因此先跑了一趟唱片行，买了二十张左右的中国音乐精选集，然后花了一整天全部听完。接着，我考虑电影里的时代与场合，选好应该使用什么乐器，然后就开始寻找东京附近的中国乐器演奏者。我一边写曲，一边录音，同时也请中国乐器的演奏者弹奏，并且录制下来。我和另外三位管弦乐编曲家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反复做这些工作，而且几乎每天熬夜。

当时还没有因特网，因此我借用BBC与NHK之间的卫星联机，与伦敦的工作人员相互传送数据。卫星线路传输一首乐曲得花上一个小时左右，谈不上多好用，不过我没时间等邮件寄送，也只好将就。我请伦敦的工作人员听我传送过去的档案，然后在电话中讨论，再重新录音。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总算完成了四十四首曲子，接着就与一直帮我的上野耕路带着这些曲子飞往伦敦。

“美国已经拍不出这类电影了。”

一到达伦敦，我才发现剪接过后的电影完全不是原先的样子。如此一来，作好的曲子当然完全无法配得上。只不过半年的时间，这部电影经过贝托鲁奇导演不断的剪接，完全变了个样子。他就是这种作风的人。整部电影剪接得越来越不一样，不仅原有的画面被拿掉，顺序也有调动，真的是一团混乱。

隔天就要录音，然而配合不上的地方还是到处可见，于是当天晚上，我和上野又继续熬夜，关在酒店房间重写。酒店房间没有钢琴或任何乐器，而且当时也没有计算机，我们只好按着计算器，拼命计算得要减少几个小节和拍子，秒数才配合得上剪接后的画面，然后重新写下，忙得鸡飞狗跳。结果我们到了伦敦之后的一星期也都没合过眼，白天录音，晚上重新写曲，每天重复这样的过程。

经过东京一个星期、伦敦一个星期，总计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在这种魔鬼行程下，《末代皇帝》的电影配乐总算写好，并完成录音。几乎不眠不休的工作结束后，我就因为过度劳累而住院。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状况，不过幸好能够完成配乐，让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事实上，贝托鲁奇导演之后仍继续作业，整部电影又花了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完成。试映会当天，我看了完成的电影后，惊讶得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

▲饰演甘粕正彦的坂本与饰演皇后的陈冲

配好的音乐不但被拆得乱七八糟，拼到住院才写出来的四十四首曲子也有一半没被采用。我拼命研究，调查文献资料，直到确定画面与音乐的搭配关系后，倾注精力制作出来的配乐，结果三两下就被淘汰。至于其他留下的曲子，每一首出现的地方也被大幅度地调动，因为电影本身也不一样了。看了试映，我满是愤怒、失望与惊讶，甚至觉得自己的心脏会不会就此停止。

自此以后，我就很少出席试映会，因为身体真的会吃不消。然后又过了几个月，剧组和我联络，告诉我这部影片入围了奥斯卡奖。当时，我已经从紧凑的电影制作体验中抽离，回归日常工作，就仿佛“忘记”拍过这么一部片，所以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不过我还是立刻动身飞往洛杉矶。得奖名单揭晓时，《末代皇帝》一片抱走了九项大奖，写下惊人的纪录。这个结果就如同一份意外的礼物。

颁奖典礼中，大牌影星云集，看到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还有格利高里・ 派克，我兴奋得不能自已。

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的致辞让人印象深刻。“《末代皇帝》独得九项大奖，今年正是属于它的一年。”紧接着，他又加了一句，“美国已经拍不出这类电影了。”

“过去好莱坞拍过的这类大规模动员电影，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又为我们重现。美国已经拍不出这类电影了。”听到克林・ 伊斯特伍德的这段致辞时，我有着莫名的感动。

领奖时，我也上台稍微简单致辞。“感谢贝托鲁奇导演以及这部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我大概是说了这类简单的谢词。不过事出突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所以用的是很蹩脚的英文：“I wanna thank...（我想感谢……）”

一说出口的瞬间，我心想这下糗大了。不过换个角度想，我就是一个外国人，成长过程也没出席过这么盛大的场合，出糗也是无可奈何。不过对我自己来说，这将会是我一生的小污点吧。

能够与贝托鲁奇导演共事是相当幸运的经验，而我更是有幸能够经验三次。随着合作次数增加，我们聊得更为深入契合。不仅沟通越来越顺畅，也能够更了解彼此的想法。如此一来，创作出的作品也变得更好。由于曾经与意大利国宝级导演贝托鲁奇一同工作，因此意大利人都对我极为热情。无论是多么偏远的小乡镇，当地居民都会很慎重地接待我。

我有时会开玩笑地说：“意大利的人又好，食物和红酒又可口，以后要办巡回演出的话，就都来意大利好了。”意大利的小乡镇也有很棒的会场，而且每个人都会专注地聆听演奏。就算我弹的是实验味道极浓的音乐，而不是贝托鲁奇电影里的曲子，当地居民仍是愿意用心感受其中的热情。我想这种素养大概就是罗马帝国的文化遗产吧。

选自《音乐即自由》，楚尘文化出品

日本著名音乐大师坂本龙一唯一口述自传

《音乐即自由》

［日］坂本龙一 著 何启宏 译

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