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纲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8级的四大才子之一，他的作品《中国之诗》曾获得美国齐尔品作曲比赛第一名。从小生活在流行音乐和西洋古典音乐的氛围中的叶小纲，血脉里继承了父亲对音乐敏锐的感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他30年多年的音乐创作更是充满文人意趣与壮美史诗的碰撞。本期《可凡倾听》，我们一起解读作曲家叶小纲的音乐人生。

 

一，上海弄堂的苦涩回忆

叶小纲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有交响乐、室内乐、舞剧音乐、歌剧音乐、影视音乐等多体裁作品。今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上演多部作曲家叶小纲的作品，除新作《敦煌》外，音乐会中首度在沪上演的《峨嵋》、 《悲欣之歌》、《星光》和《喜马拉雅之光》，均是叶小纲近几年带着对人文、生命和自然的思考，回望中国文化，用西方作曲技法创作的代表。作曲家重返故土之际，也走进了《可凡倾听》。

曹可凡：小纲老师您好！

叶小纲：您好！

曹可凡：作为上海人，每一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是不是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叶小纲：感受有时候会非常好，因为日新月异，上海的发展让全世界惊叹，别说让中国人，我觉得让全世界都很惊叹。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些失落，比方说淮海路陕西路这一块，原来是我儿时去跑澡堂，买零食，美心酒家里面买擂沙圆，这种店现在都没有了。

曹可凡：你们以前住的弄堂还保留着吗？

叶小纲：弄堂还在，我刚刚还去 拍了一张照片，但是里面已经杂处，不像原来那么安静了，里面人也比较嘈杂，我也不认识了。所以感觉很好，但是也有一些失落，尤其这一片地方，陕西路、淮海路、南昌路这一带，我小时候就在这一带活动，变化还是很大，变得很高楼大厦。但是小时候钻的弄堂都没了，吃生煎包的地方都没有了。

曹可凡：现在回想起来，小的时候自己记忆当中最清晰的是什么？尤其当你离开故乡之后，可能儿时的很多情景，你会越想越清楚。

叶小纲：对，但是也有很有意思的地方，我的弄堂比较长，我们叫前弄堂、后弄堂，后弄堂现在连着一个，成了一个社区，大家在这里买洗烧，上海很有意思，新中带老、老中带新，让你感慨、让你赞叹。

曹可凡：以前我们家里也有一个大钢琴，但文革当中就被抄掉，所以小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人家会弹钢琴，那时候你要知道去买一架钢琴几乎是不可能。

叶小纲：不可能，没有可能。

曹可凡：你们当然是音乐世家，所以那时候钢琴怎么会居然还能够保留着，能够让你有机会学习钢琴？

叶小纲：钢琴是这样，因为抄家的时候太沉了，扛不动，第一条。第二条，家里后来经济很困难，因为老头子（爸爸）关起来了，也没有钱，所以家里请人把钢琴卖到寄卖行里。寄卖行，我认识，在上海电影院的复兴中路淮海路旁边，有个寄卖店，放了三个月没人买，人家退回来了，我才学琴。那时候钢琴伴唱《红灯记》刚刚出来，我又开始琢磨怎么练琴。如果我钢琴卖掉了，也许就没有作曲家、音乐家叶小纲这么一件事了。

曹可凡：那时候还是爸爸自己教你？

叶小纲：那时候我爸爸自己教我，等到爸爸“解放”了以后，我找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教师叫尤家禎，他是指挥系教视唱练耳的，钢琴弹得很好，我是跟他学的，所以我和上音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尽管我没在上音读过。

曹可凡：我听说你那时候去少年宫并不是去音乐组，是跳舞蹈？

叶小纲：少年宫邬美珍很有名的，是我姐姐去考，邬美珍挑了我姐姐，说这小男孩不错，让他也来跳，我进去跳了。我考少年宫的钢琴班反而没考上，说这个人一般性，不行。我还记得钢琴老师的冷眼很厉害，他觉得你业务差，一脸的鄙薄，我印象很深，北京话叫见到怂的压不住火，见到横的火上不来。钢琴，我是比较弱势，因为我学得不能说太早，“文革”之前的一些事情，学得没有那么早。上海钢琴是有传统的，很多世家很早就学钢琴，我是五岁还是四岁多一点，不算早，去考的时候状态不佳，所以被钢琴老师冷眼，我印象很深。

二，父亲二三事

叶小纲的父亲叶纯之是中国早期现代音乐拓荒者之一，上世纪40年代，叶纯之在香港邵氏凤凰等多家电影公司任作曲，和李翰祥、胡金铨导演合作，创作过《翠翠》《嫦娥》等几十部电影音乐。

曹可凡：你爸爸因为当时革命的需要，去了香港工作，在香港和李翰祥、胡金铨都是文化界的三才子，你爸爸所以在那个时候写了很多的电影音乐，包括李翰祥导演的《翠翠》，就是我们讲的沈从文的《边城》。

叶小纲：对。他当时红的时候启用过几个女高音，一个男高音叫田鸣恩，唱《有一位姑娘》，我们昨天还在上音唱了一回。 还有叫王若诗，还有叫费明仪，这些人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当时他们都是我父亲挑班起来的，我父亲挑挑他们，让他们唱，所以他们才红的。所以“文革”以后我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她们这两个女才子都嫁了富豪，都是很显赫，钱很多，所以我去美国的时候，她们还资助了我一下，算报答当年叶纯之的提携之恩，所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曹可凡：你父亲当年据说在香港每天的活动都会被报纸的娱乐记者追？

叶小纲：他当时很有名。

曹可凡：当时算是文化名人？

叶小纲：和林黛、严俊、李丽华这帮明星混的，所谓。所以他还是很红的，我记得有一张照片，他和胡蝶还是和谁有一张照片，老头那时候还挺帅的。

曹可凡：因为你父亲当年是跟着潘汉年、华克之一起工作，实际上就是做隐蔽战线的工作，所以后来就为此吃足了苦头。父亲有没有跟你说过，当时在香港做这样的工作，是很危险，还是相对平和的状态？

叶小纲：我听我父亲讲过，北京话叫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有一次母亲跟我讲，有一次父亲让她去送什么东西，母亲也不能看，刚出去没多久，街上一声枪响，父亲把灯一关，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等了三个小时。结果母亲回来，没事，不是她，他连出去都不敢出去。

曹可凡：很深的交情。你父亲后来从香港回来，自然在历次运动当中会遭受很多不公平的待遇，老爷子有没有埋怨过？尤其是跟你。

叶小纲：他重病的时候在上海陕西南路，躺在那里，我说你那时候那么有名有利，又不缺钱花，你参加什么革命，不是有病吗？我当时问过他，他半天没说话，想了很久说我们这代人，你们是不理解，就把话给岔过去了。我想他肯定若有所思，但是他从来没有怨言，他们这代人挺绝的，你说我父亲有多大的官，根本不是，说白了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一个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你又不是做到一定级别，他只是一个，说实话，说得不客气就是比较重用的一个统战对象。但是非常忠诚，不该知道的，我们休想问出来。

曹可凡：后来你父亲到什么时候开始重新燃起音乐创作…

叶小纲：到七几年的时候，我弹琴弹得比较深了，老头子业余时间也开始翻译一些东西，因为他手上有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文的关于音乐的著作，他业余时间把它翻译出来了。那时候学音乐是很时髦的，很多人把他的译稿油印，打印出来，那时候不是打印，是刻蜡纸。

曹可凡：刻蜡纸，我小时候也刻过。

叶小纲：刻蜡纸出来，传遍全国。后来上海陈钢，因为我父亲是陈钢爸爸陈歌辛的学生，陈钢是跟我爸学的配器，探讨过，因为我爸爸是所谓现代派的，所以陈钢和我父亲研讨过这个问题，陈钢觉得老头子还是挺不错，把这些翻译的资料给贺老（贺绿汀）看，贺老一看，1978年的时候，这是个人才，必须进音乐学院。组织上一调查，原来是一个很可靠的革命工作者，所以进了音乐学院，我父亲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

曹可凡：当时他的老朋友李翰祥先生拍了上下集的两部清宫戏《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那是我们读书时代特别喜欢看的电影。 后来因为大家对你父亲不熟悉，因为里面有一个歌是谭盾写的，所以你去查资料，很多人都认为音乐是谭盾写的，这应该是你爸爸写的？

叶小纲：主题歌是谭盾写的，我也不知道那首歌怎么唱。

曹可凡：好像刘晓庆唱的？

叶小纲：全部的配乐是我父亲作的，他发挥了当时配商业电影的特长，当时国内人还不会这么配，完全是跟动作，李莲英冲过来，冲到你面前刹车，音乐也是刹车的，都是同步的，所以这是美国电影好莱坞的配乐法，老头子这方面很擅长。所以李翰祥很开心，重新找到写手，包括我记得肃顺抬咸丰皇帝的灵柩，就从承德回北京城的时候，那个音乐我很有印象，完全是跟着步子走的，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这么做。

（电影《垂帘听政》片段）

叶小纲：我父亲为此，我记得很清楚，为此来北京住了很长时间，我在北京上大学，和他有些见面。但是我当时到西苑宾馆也很不容易，当时也没有出租车，要坐很多电车七拐八拐拐到他那里去看一眼。我父亲到了日本，把曲子作了录了音回来，我记得给我们家带回来一台彩电。

曹可凡：那时候算是大件。

叶小纲：大件。我记得很清楚，很有意思，生活都是历历在目。

曹可凡：当时父亲，我印象当中好像父亲给你写过一封公开信，那个信是被发表的，主要是写的什么？

叶小纲：北京开了一个音乐会以后，他觉得为父的一种殷切的心情，他觉得可能是个好苗子，但是成功的时候不要飘飘然，失败的时候不要灰心丧气，这封信很有名，在音乐圈里反应很好。

曹可凡：你后来自己也做音乐，父亲听过你的音乐，做一些什么样的评价？

叶小纲：他倒是没有，我最遗憾的就是我最最风光的时候，父亲走了，我1998年特别开始，北京话叫起点，开始红了。

曹可凡：起浪头了。

叶小纲：浪头扔出来了，父亲没有看见。我的《深圳故事》，他是看见的，1997年的时候，我给深圳写了一个舞剧《深圳故事》，父亲看了他很高兴，觉得我很上路，是这个意思了，作曲家的意思应该没有问题。

三，中央院的第五代

出生音乐世家的叶小纲四岁开始跟父亲叶纯之学钢琴，然而中学毕业后，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后来又在工厂里做了六年钳工。1978年，叶小纲如愿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他和他的同班同学谭盾、陈其钢、瞿小松、郭文景等，日后都成为了享誉世界的作曲家。

曹可凡：你刚才说到78届，我觉得艺术的人才挺好玩的，有的时候就像和黄花鱼似的，一拨一拨，电影学院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那一代人。

叶小纲：然后歇好多年？

曹可凡：你们这一帮也是很厉害，你、谭盾、郭文景、刘索拉、陈怡、瞿小松一大堆，而且当时你们几个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四大才子，当时你眼中看他们，比如说你看刘索拉、谭盾、瞿小松、郭文景，当时他们是什么样？相对来说是不是谭盾的音乐基础最差一点？

叶小纲：谭盾是当时…

曹可凡：他一直对我说你们那拨人当中，他是有点自卑心理的。

叶小纲：有一点，因为他基础不是很好，音乐基础差，我算是音乐基础比较好的，弹肖邦出身的，比较洋派的。但是我们班里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恶意竞争，没有互相看不起，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如何，说白了，我们是赶上第一拨。但是我们很用功、很蹦跶、很努力，从来不放松自己，我到现在还这样，我每天工作到很深夜。你别看我现在当文联副主席、音协主席，我每天作曲爬格子很晚，看书，我们这代人应该说对自己要求比较高，这个我可以负责地说，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但后面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这一拨出来了以后，后面那几拨也有点难，活儿都被我们抢了。和第五代导演一样，后面累死了，第六代、第七代爬也爬不上来。

曹可凡：而且你们所持续的时间长，从学校里出来…

叶小纲：到现在还是叶小纲、谭盾。

曹可凡：比你们更年轻的作曲家，可能圈内的人知道，普通的观众就知道不多。而且刘索拉后来还写小说又出名。

叶小纲：唱摇滚，在台上洒狗血，像女巫一样，唱歌唱着唱着躺地下了，太火了。

曹可凡：你自己从古典音乐的创作，第一部作品被大家所关注的应该是《地平线》，在音乐界引起震撼。据说当时这个作品是你生肝炎的时候写的？

叶小纲：是，没错，你这都知道？

（《地平线》片段）

我当时第一场音乐会是1985年，我1983年写了一个作品，小提琴协奏曲，当时的名字叫《辨》，思辨的辨，是敦煌。我看了李泽厚《美的历程》，他描述了敦煌，魏晋南北朝唐代的佛像，去尽了人间烟火气，面相微笑，不屑于人生的疾苦。这种文字当时给我营造了一个特别场景，描绘非常漂亮，对险恶，血淋淋的现实生活不屑一顾，显示出神秘的微笑。

曹可凡：李泽厚《美的历程》对我们这代人确实影响很大。

叶小纲：我到现在还背得出来那些话。

曹可凡：我前几年重新又把这本书读了一遍，我觉得不至于，我觉得写得至少一般，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美学的启蒙。

叶小纲：文字也没那么漂亮，不如我现在漂亮。

曹可凡：它有个启蒙的作用。

叶小纲：敦煌的情结，我这次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演了《敦煌》，是有情结的。我有很多系列，西藏题材，我做了很多，比如西藏九大山湖，每个湖都有一个作品，我写了《地平线》，写了《喜马拉雅之光》，西藏有个系列。我有南方植物系列，专门写蔓萝花、罂粟花，这种热带植物，比较迷的，不能吃的，一吃有毒的，花姿很诡异的那种花，我写了一个系列。中国文化有一个系列：楚、长城。这次等于给了我一个机会把敦煌系列重新打开，因为敦煌是个宝藏，应该说是美的源泉之一，可以这样说，每幅画里面的佛经故事，辩经人的故事，所以给我开了一扇门。我特别感谢上海交响乐团给我这个委约，等于给我多加了一个系列，里面每一幅画都可以作曲。这次演的只是一个序，给我开了一扇门。所以那时候大学毕业，李泽厚的书，那时候情结就种下了。

四，影视音乐的创作

叶小纲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之一。叶小纲早年的创作带有先锋派的色彩，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风格逐渐接近浪漫主义。叶小纲作有大量的舞台音乐和影视配乐，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他高超的旋律天赋。代表作包括电影《人约黄昏》、《半生缘》，电视剧《玉观音》。2008年郎朗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弹奏的《星光》一曲，也正是他的创作。

曹可凡：你后来写了一些电影音乐，这是不是也是和父亲过去做电影音乐有点一脉相承？

叶小纲：我只能说精神上一脉相承，但是我父亲的电影，我几乎没有看过，他写成啥样，我都不知道。昨天上海音乐学院纪念他的时候，演了他两首电影插曲，我都第一次听。很生龙活虎，有点像陈歌辛，他是陈歌辛的学生，市井、市民、小日子，那个感觉特别准，现在都没有了。周璇、白光她们唱的歌，现在怎么做？做不出来，不可能的。他们又是香港那个时代，和老上海还不一样，所以有点意思，林黛、李丽华他们这拨人演戏。

曹可凡：你曾经为几部上海题材的影视剧做了音乐，比如黄蜀芹导演的《上海沧桑》、陈逸飞导演的《人约黄昏》，还有许鞍华导演的《半生缘》。当你在写这些上海题材的音乐，是不是常常会唤起你童年生活的记忆，或者说对父亲那一代人的命运的这种怀想？

叶小纲：只能说有一点，但写上海题材音乐的时候，我不费劲，我一点不用挖空心思，像自来水龙头一开，我就有。我写过一个叫《临安七部》，写杭州的古诗词，白居易、孟浩然那一代诗人。我把浙江杭州杭嘉湖平原民歌一翻，里面每首歌都会唱，因为小时候弄堂里叫卖声都太熟悉了，没有什么费劲。像《上海沧桑》，宁波滩簧，是宁波调，因为《上海沧桑》那个戏里有很多，上海老板一个宁波人、一个广东人，还有一个常州人，郭家是常州的。所以这些调，我比较熟悉，所以写上海题材，我其实是很拿手。（《上海沧桑》片段）

叶小纲：《上海沧桑》，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黄蜀芹非要让我来演。

曹可凡：真的？

叶小纲：演最后八集，唐家最后一个少爷从美国留学回来，她当时觉得那位男演员气质不够，外文不好，英文讲不出来，她说叶小纲，你来演，我是打死也不演，我说我作曲，就是这样子。

曹可凡：如果你演的话，其实也是一段佳话，又是作曲又是演员。

叶小纲：千万别这么干，

曹可凡：其实很多普通的观众对你很多的歌剧、交响乐，他们未必都熟悉，都是熟悉你的影视音乐。

叶小纲：《上海沧桑》在上海很有名。

曹可凡：《玉观音》也是你写的？

叶小纲：《玉观音》是让我变成全国有名的影视音乐家，其实《玉观音》这个片子，当时孙俪也是第一次拍戏，所以也是有点很奇怪的故事。《玉观音》的时候，我从来不看海岩的小说，我觉得太商业，我喜欢看鲁迅，所谓比较深沉的，商业小说不看。那天就是回上海，现在书店也拆掉了，在陕西南路有个小书店，我去买了一本书。

曹可凡：你怎么会买海岩的书？

叶小纲：今天没事干，买来看看，一口气看完了。我当时说谁要拍这个电视剧，不来找我作曲，这个人是个傻瓜，我用北京话说的，比较粗鲁一点。很奇怪，冥冥中有定数的，三个礼拜不到，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喂，你是叶小纲吗？”我说我是。“我是丁黑，我是《玉观音》的导演，我请你作曲。”我心里偷偷乐，就是冥冥中有定数。

曹可凡：《星光》也是（奥运会）快要开幕了之后…

叶小纲：搞不定才来找我的，他们自己投怀送抱，自己投稿、自己花钱录音，老谋子（张艺谋）一个也看不上，陈其钢没辙了，你还是让叶小纲试试。我就很笃定，我就花了一个下午，报纸上说花了三个礼拜，哪有三个礼拜，三个小时，把主题写了，然后一共大概写了三分钟，当时要求五分钟，我就写了一个主题三分钟，前前后后。我交给我的学生，我说你去那MIDI（电子合成器）做一下，明天晚上要审，今天把它做一下。我说里面的电子音乐部分由你负责，那个学生叫邹航，挺有才气，他很紧张，他要一旦成了，意味着他就干上奥运，我是所谓的功成名就，我根本不在乎。

曹可凡：对他来说不一样。

叶小纲：结果我说你笃定，他们肯定要。为什么？我就知道他们要什么，之所以前面那些人不成功，第一要包容、第二要温暖、第三要大气、第四要好听，最后还要显示中华民族的尊严，这个稍微难一点。但是我就是用我的办法，我就很轻松地把它写了三分钟，我说你笃定没问题。结果五点钟，六点钟送过去，六点半张艺谋就打电话说“小纲，你最晚进入，但你最靠谱。”因为我知道他要什么，说实话，这要靠积累，咱们严肃地说是靠艺术积累，你要知道首先一条什么样的旋律，大家能接受，写得很古怪，不大众是不行的，你面对几十亿的观众，你不可能写得很学术，谁写学术谁就蠢，不可能的。还要好听，还要中国特色，还要能洋得起来。所以也是巧了，这是第六感觉，我觉得他们绕不过我去，果然。

曹可凡：当时你写《玉观音》，据说还专门去找佟大为聊，和演员去聊？

叶小纲：聊过一次，因为确实他们比我小太多，他们怎么想的？因为海岩这一点是他的优势，他对当年年轻人的心态把握很好，我是不了解，我们在大学里待着，天天就是作曲这一套，学业的这一套，社会思潮，怎么样去混夜店，我们都不懂的，说实话我们都没见过。小说里主角杨瑞去勾引小姑娘，一搭一个准，我们哪里懂？我们不懂的，一拍即合，他们很快。所以我和他聊了一会儿，在谁开的店里，到他饭店里去吃，和佟大为聊了几句。所以我还是了解一下。

曹可凡：你在创作过程当中，和丁黑导演还是有点不同的看法，你也很做得出，把手机关掉？

叶小纲：丁黑商业片拍得比较多，《玉观音》还是比较大气、比较怀旧的，一到人生的时候，音乐就比较古典音乐范儿，有点像《时光倒流七十年》，这种感觉又出来了，因为荡气回肠，可能这些导演不太习惯。他说这个不行，我说你生活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手机关掉，我到美国去了一个礼拜，没理他。

曹可凡：他是不是急坏了？

叶小纲：丁黑说我们这个剧组腕儿最大就是你，算了，随便吧，没办法。

曹可凡：其实你写的第一个电影音乐《湘女萧萧》…

叶小纲：谢飞导演的，那时候写得前卫，和《玉观音》不一样，那个音乐很前卫，当时都是第五代导演，所以我们第五代音乐家比着上，大家比着来。相对来说前卫一些，不像《玉观音》那么面向大众。

（电影《湘女萧萧》）

五，东西方融合的音乐体现

1987年，叶小纲获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至此开始接受世界各地的委约，并尝试创作了众多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当代音乐作品。追求‘现代派’作品中的古典文化气质。

曹可凡：你曾经说过自己音乐创作的精神原点有三个部分组成，中国古典音乐、德国古典音乐和美国当代音乐技术，尤其德国音乐，你讲到瓦格纳对你的影响，而且瓦格纳，你是不喜欢看只喜欢听的？

叶小纲：对。看的时候，我觉得看的永远不如听的。我在拜罗伊特就听过，闭着眼睛，受不了，我觉得没法看，唱半小时，大白光照着，坐那儿一动不动，唱半小时，座位是很恶劣的。

曹可凡：很难受的。

叶小纲：你去过吧？那个座位只有半截，连扶手都没有，就让你朝圣，这么看。瓦格纳这家伙太厉害，太聪明了。

曹可凡：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自己艺术创作来源于这三个精神原点？

叶小纲：我是中国人，中国古典精神不可少，古典精神包括历朝历代的文化，不光是文字上的文化，包括美术、诗歌、意境，包括当代中国的。还有一些，比方说书法，耳濡目染，中国的文化背景不能丢。但是我音乐上，从小是受德国音乐长大的，比如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它哲学性、哲理性，是拱形结构，织了一个网，网是严丝合缝的，像鸟巢一样，抽掉任何一块，它要塌的，它的构架，我觉得德国音乐给我影响很深。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大家说我的音乐结构永远是我的优势，和德国音乐有关。我到美国去留学，美国又是比较商业化，美国比较现实，不像欧洲的实验音乐搞得那么邪乎，美国在商业市场上的音乐不可能，还是好听、可听，更多人接受，这个概念给我印象很深。我的音乐，你要说学术还可以，但是我的音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众能够接受。所以我接触了这三方面，构成了我创作的一个方法或者艺术上的启蒙点，或者艺术上积淀的一个基础。

曹可凡：基石。

叶小纲：构建了我所有创作，目前为止所有或者即将，但是今后有什么共生的探索，我不敢说。比方东亚、印度的文化，印尼的，东南亚更加远古的一些。

曹可凡：你刚才说临安七部，其实你过去还写过岭南四首，这两部作品都是根据中国古典诗词创作。

叶小纲：岭南四首是广东。

曹可凡：可能有唐朝、明朝、清朝的诗，这就让我想起马勒的《大地之歌》。我其实以前一直想，他是根据英文翻到德文，你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不是中国诗词。但中国作曲家其实应该有这样的作品，根据中国的古典诗词来创作。

叶小纲：我写了不少，我昨天（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写的是李叔同，四首曲子。马勒实际上是八首，马勒用了八首，翻过来以后，我们找出了相对应的中国诗词，是余隆委约我写的，这个作品演变到全世界，中国版的《大地之歌》，用原文。马勒为什么那么长，一个多小时，德文很长，你跳到河里，游到对岸，那个动词还没出来，德语。中国的诗词是“床前明月光！”翻成外文，变成“我坐在床前，看着月亮升起，照在我的床前。”编了很多话，所以马勒为什么会那么长。后来余隆做过一次特别绝的绝配，上半场是叶小纲，下半场是马勒。

曹可凡：这个挺有意思。

（音乐会片段）

叶小纲：演出的时候效果是我的好，马勒是很伟大，没的说，但是为什么会我的好？编导把它做成舞台化，乐队放到乐池里去，台上表演。导演肯定是懂中国文化比懂德语文化要强，所以德语就编得不咋地，中国文化编得恰如其分，掐着点编，唱到哪儿做什么动作，德语也不懂，所以相对来说逊色一点，挺有意思。

曹可凡：你还有一些作品，我当然没听过，老外大师已经有了，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

叶小纲：我有。

曹可凡：你也做约翰·凯奇的《4分33秒》。

叶小纲：它是没有声音，吵得不得了，吵4分30秒，吵完为止。但是我到现在没敢演这个作品。

曹可凡：但我觉得挺有意思。

叶小纲：严格掐4分33秒，他是太聪明了，台上出什么声音，可是我的声音要写下来的，所以吵得不得了，我到现在没敢演，我在不停地修，总有一天会演的。

曹可凡：我不知道你做这些音乐的时候，做这些作品的创作是什么心态？我就和大师抗衡一下，跟你玩一下。

叶小纲：我这个系列倒不是玩，首先有这样的魄力，你有足够的技术和艺术的积淀敢这么做。我第一部作品是马勒的《大地之歌》，我这么做了，后来我做了《谜语变奏曲》，是我父亲的主题变奏的，后来又做《4分33秒》，到现在没敢演。我又做了和中国古典大师相匹配的六首曲子，我才做完一首，我去了刘天华、阿炳的无锡故乡，他们很有名的作品《烛影摇红》、《听松》、《光明行》。我去了以后，我就宣布了，我也不能改了，我要做六首和他们同名的曲子。第一首《光明行》做完了，一点不差，我可以告诉你，所以我很自信，而且已经成二胡必拉曲了。我写了一首《光明行》是二十一世纪上旬的新时代的《光明行》，而且我相信，而且已经很多人在拉了。我接下来要做《烛影摇红》，还要做《听松》，《二泉映月》不敢做，这名字太大了。

六，音乐创作的追求

曹可凡：我听说你一直在写一本你的回忆录叫《苦海无边》，还没写完？

叶小纲：没写完。

曹可凡：中国人佛教里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觉得艺术创作的那个岸，尤其对你来讲这个岸是什么？

叶小纲：没有，因为我面临的就是茫茫，因为我是往前看，不往后看，哪怕前面一片深渊，毫无光亮，一片暗淡的深渊，我也只能往前游，游到哪儿算哪儿。我倒没想过我要什么归宿，真没想过，我不停做探索，自己给自己挑很多难题，写刘天华同名作品，不是找死吗？写《4分33秒》，不是找死吗？我喜欢这么做。写的歌剧《牡丹亭》演三个晚上，不是发疯吗？但是义无反顾。我敬仰的高僧李叔同，放着好日子不过，不跟你玩，拜拜了。最后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他自己本身是很苦的，声色犬马不要了，最后躺在那么一块门板上，就这么离开了世界。

曹可凡：悲欣交集？

叶小纲：悲欣交集，所以我写《悲欣之歌》是很有自己想法的。

曹可凡：其实悲欣交集是一个人终极的人生态度。

叶小纲：结果，既是结果也是态度。所以看吧，看能走到多远，我也不知道，当然我也很希望能够多为上海做点事情，毕竟是这个地方出来的。而且我有个很好的优势是什么？除了我上一辈，不说了，陈钢、何占豪、朱践耳、吕其明这一辈，都是在上海生活一辈子的人，他们上海情结很浓。像我在上海本土的60岁，包括金复载他们那一拨人都是上海人。但是60岁以下这拨人在上海有一点地位或者有点成就，没有一个是上海人，儿时的记忆只有我是最完整的，22岁以后走，所以小时候弄堂里卖甜酒酿，削刀磨剪刀，我全记得…

曹可凡：你有没有想过写一部关于上海题材的作品？类似上海变奏。

叶小纲：我是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曹可凡：我觉得其实只有你可以写。

叶小纲：别人写不过我。

叶小纲：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儿时的记忆都是乡下人推酒酿卖，削刀磨剪刀，都是不同的地方来的。

曹可凡：削刀磨剪刀，都是富有音乐性的。

叶小纲：所以一般人，搞音乐的人，我这个年龄段和我以下年龄段，我知道上海人是没有。现在年轻人，这些人也没了，叫卖声也没了，我们到农场里去劳动，到奉贤、崇明去劳动，当时他们说的那些话现在哪些有，没有了，都是有韵味的。

曹可凡：我真的挺期待你写出这样的作品。

曹可凡：谢谢小纲老师！

叶小纲：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