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76岁的指挥家陈燮阳，又匆匆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参加7月11日召开的《信念永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音乐会》座谈会。行前，他发来一条微信，是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的一段话：“是您崇高的艺德、精湛的指挥技艺让观众激动! 使得音乐会圆满成功，展示了乐团的最佳水平，我代表乐团全体人员感谢您!”

难怪，指挥大师六月盛夏里“玩失踪”。一个月内，他完成了一台国家重大演出的集中排演任务。这场演出不比寻常。逾500人的乐团、合唱团、歌唱家及各类演员组成的超级演出阵容，在指挥棒下焊成一个歌唱的巨人，发出最美妙复杂的声响：一挥手，让喧闹的弦乐降至喃喃低语，再一挥手，让铜管迸出胜利的号角……这需要指挥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掌控力和驾驭乐团能力。

陈燮阳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中央团拜会音乐会、中俄元首会议、国庆65周年音乐会等等，每一次都出色完成并留下绝好的口碑。正因为如此，几乎中国所有重大的音乐工程、国家重大节庆演出等，都留有指挥大师独一无二的“地中海标记”……

按说，七十有六，该颐养天年了。可陈燮阳的艺术生命力极其旺盛。在2009年卸任上交音乐总监后，艺术生命历久弥新，如同那些“满天飞”的指挥家一样，继续书写着乐坛的“不老传奇”。精力旺盛、激情犹在，音乐使他的年龄常常给人以错觉。“作为一个指挥，我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我要工作到我指挥不动为止。”他说。

陈燮阳的继任者、上海交响乐团现任音乐总监余隆意味深长地说：“五十年，是非常难忘的历程，我算了一下，陈先生开始指挥的时候我才一岁。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保持五十年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他是中国最著名的指挥家之一，用五十年最好的时光谱写了中国交响乐的新篇章。”

深受敬重的“特邀指挥”

在当代中国指挥家中，无疑，陈燮阳属于那种代表了优雅、明媚、智慧和有着深厚音乐底蕴的人物，也是继乐坛前辈李德伦、彭修文、黄贻钧之后，最有影响力、知名度最高的贯通中西的第二代指挥家之一。

2009年，陈燮阳从上海交响乐团卸任。如同德国指挥大师库特·马舒尔告别纽约爱乐时那样黯然神伤，陈燮阳内心也充满着伤感，久久萦绕心间：“我还有许多想法没实现!真的，我很痛苦!我完全还可以好好施展一下我的作用和能力!”

伤感很快散尽。自由之身的陈燮阳，变得十分“抢手”。除长期担任中国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的特邀指挥和常任指挥之外，上海爱乐乐团、山西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等诸多南北乐团的一些重要演出，也纷纷邀请他担任特邀或客席指挥。今年年初，筹建中的苏州交响乐团，又伸出橄榄枝，聘请他担任乐团的音乐总监。

繁重的音乐会演出，及“空中飞人”般的生活，占去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家中，总是聚少离多，少了欢乐缺了温馨。毕竟已过古稀之年，陈燮阳的太太王健英非常担心他玩命的工作节奏，多次恳求他婉拒一些演出安排，好好修身养性。可陈燮阳总以沉默应对，依然我行我素。去年夏天，陈燮阳得闲一个月，太太陪他一同去美国旅游探亲。可不到半个月，陈燮阳就“逃”了回来。

音乐让指挥大师“中毒”太深了。他深知，离开了音乐，自己就是一尊没了魂灵的驱壳。以至从事音乐半个世纪来，他初心不改，即便在音乐生态遭受重污染、音符都染上铜臭味的当下，指挥大师依然保持了那份音乐家难能可贵的品质——“纯真”。为此，他获得了中国音乐界的尊重。

关峡对这位家喻户晓的“明星指挥”很是敬重。他说：“每一位国交乐手都难忘，这些年率领他们‘进校园’最多的指挥就是陈燮阳先生，从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到南方沿海的福建，从上海、南京等繁华大都市，到西部城市西宁，再到双鸭山的东北边陲小镇，陈指总是不辞辛劳，冒着酷暑严寒，率领国交乐队，足迹踏遍东西南北中，为许多高校师生送去了优美的音乐，也收获了他们的欢迎和爱戴；每一位国交乐手都难忘，陈指不仅要为音乐会精心地安排曲目，当一些曲目没有乐谱的时候，他亲自抄谱；每一位国交乐手都难忘，2014年深秋在青海高原，他冒着冰冷的雨水，为牧区群众热情演奏，乐手们穿上了军大衣，而古稀之年的陈燮阳却坚持穿平常演出服登台。从始至终，他精神矍铄，那种洒脱、那种执着、那种激情、那种精神和情感，极大带动了全体乐队的演奏，获得高原人民最热烈的掌声。这是一种何等的精神？对国交来说，陈燮阳是我们最喜爱、最敬佩的特邀指挥，因为他的技艺、他的品格、他的精神风骨，更因为他对国交乐队艺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是国交的良师益友!”

一个好指挥，指挥棒、指尖、灵魂中流淌出的是一种高压电，它击中一百多名乐手，让他们收敛个人意愿，服从于集体的努力。好指挥，能让一百来号人完美统一，将音乐符号转化成有意义的美妙声响。而对一支乐队而言，通常只要花上15分钟时间，就知道面前的指挥是优秀的或伟大的音乐家，还是一个天分不高只会说教的排练“哲学家”。

无疑，陈燮阳拥有掌控力，他威而不怒，有无比的尊严、丰富的经验、鲜明的风格和宁静的智慧。他一站上指挥台，就很少用嘴说话，而更多是用手、眼，以及身体说话，除非必要时，才用嘴说话。在演出时，他善于用音乐来带动乐队的理性与激情。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乐团团长李凌在多次观看陈燮阳排练后说：“中央乐团有一种习惯，外国指挥家来指挥，大家比较谨慎认真，思想比较集中，困难的乐段也肯花功夫，演出效果常常比较好。对本国的指挥情况就不同了，因而指挥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但中央乐团对陈燮阳的排练是认真的，他们觉得他有艺术，有激情，比较准确、有重点，效果容易实现和巩固，指挥与队员之间合作也比较融洽。”

自成一体的指挥风格，使陈燮阳在众多乐团得心应手。无论在上交，还是在国家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或其他地方乐团，他待人友善，有理有节，排练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独特的音乐风格和人格魅力，使他与乐队演奏员形成默契而良好的工作关系。当演奏员们排练显得疲惫时，不经意间，他常常会发出几声幽默有趣的怪叫声，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后，气氛立马得到改变。

“我要求我指挥的音乐像泉水一样流出来，而不是像做鞋底那样把线拉出来，更不是挤出来……我不太注意自己在舞台上的动作如何，动作不在手大手小，它是从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自然而然出现的，一切要在音乐之中，而不是在音乐之外。我更多的是用心来指挥。”他说。

在陈燮阳的棒下，乐手们更多是心悦诚服。

“伏尔泰发型”成乐坛特别符号

作为一代古典音乐偶像，他拥有无数忠实的乐迷。

陈燮阳有过膝的长臂、修长的外形，以及充满爆发力的肢体语言。然而更吸引人眼球的是那一头独一无二“地中海”长发。这怪异“造型”，竟然成了中国乐坛的特别符号和票房号召力。这“地中海标记”，浪漫而有诗意，与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相似，因而有了“伏尔泰发型”的雅号。

可在极左思潮主宰意识形态的年代，个性标记被视为“洪水猛兽”。当年，陈燮阳在大型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指挥组工作时，有位领导横竖看不顺眼，认为这发型有损“革命”形象，要他立马改发型。事情传到主要领导李凌那儿，这位音乐界元老嗤之以鼻，准许他保留原型。中国乐坛于是留下一个独特的符号。这符号后来随着中国音乐，走进了维也纳、柏林、马赛……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目睹了一切。他说：“乐团所到之处，很多中外观众都熟悉陈燮阳的指挥风格，热爱他在舞台上优雅、浪漫而富有激情的范儿，尤其更喜爱他那个性十足的发型，陈指挥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很多粉丝追着他合影、签名，这对于一个指挥家来说就是莫大的荣誉和幸福。”

“鱼跃乾坤化飞龙”。陈燮阳的指挥天资和禀赋，幸运地被“伯乐”李凌和李德伦再发现。两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前辈，不仅竭力提携，还给予他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燮阳在乐坛名声大噪。中央乐团首任团长李凌在《人民音乐》发表长文《大潮动若寐》，盛赞一个有前途的青年指挥家。之后，李凌又写信求助邓小平，希望将陈燮阳调到中央乐团，于是，文化部派人专程到上海要人。李凌后来撰文回忆了当时这一过程：“我第二次向邓老求援是为陈燮阳的事。1987年我调回中央乐团，陪美国指挥专家吉尔伯特先生到上海。在上海芭蕾舞团，我看到年轻的指挥陈燮阳非常有才能，就建议他去留学。回到北京我通过小平同志向文化部要了一个名额，只是陈燮阳本人想到美国学习，学成后我想留他在中央乐团，但上海方面硬不放人，我就写信给邓老，后来拿着邓办的信，到上海终于把陈调到了北京……”

指挥大师李德伦也看上陈燮阳，几次亲笔写信给这位自己有意栽培的未来的接班人：“燮阳啊，你何时能来北京？你要不来，我们都老了!”言辞殷切，令人动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为与失散了几十年的父亲——文化名人陈蝶衣团聚，陈燮阳一度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发展，并担任香港中乐团的首席指挥。离开内地之后的陈燮阳，心情郁郁寡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得知后，亲笔致信陈燮阳，欢迎他回来。就这样，将陈燮阳召唤了回来……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声名鹊起后，半个世纪来，陈燮阳以“乐团焊接大师”的权威，奠定乐坛的牢固地位。这位才华横溢的指挥家，带领中国的乐团，几度开创了中国交响乐史上“灿烂的篇章”。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他为中央民族乐团执棒，在“金色大厅”开创了维也纳中国农历新年音乐会的模式，震动了欧洲乐坛；2004年6月，作为首支应邀到访欧洲音乐“圣坛”——柏林爱乐大厅演出的上海交响乐团，在陈燮阳执棒下，挥出了一片“中国的天空”，令柏林同行刮目相看；之后，他率领乐团，足迹遍布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

而今，一个时代随风而去。但中国交响音乐史，将记载下中国交响乐事业“改革先行者”陈燮阳的斐然功绩。

在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音乐总监的23年中，陈燮阳继承了上交缔造者和前辈的传统，将百年老团稳健带进了“中外名团之列”，具有了国际名团的范儿。即便上交在遭遇不平等竞争、被对手挤到悬崖边的困难时期，他也波澜不惊，一如既往地将乐团带向艺术高峰之路。原上海音协主席陆在易曾列举了陈燮阳在上交创造的“五个第一”：第一个在全国乐团建设中设立音乐总监；第一个在全国推出了乐团音乐季；第一个在全国创办了民间爱乐组织——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第一个由他提议成立了上海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第一个指挥演出、并两次录制了《朱践耳交响曲集》和《朱践耳管弦乐曲集》、《丁善德交响作品全集》，以及《吕其明管弦乐作品集》。

其实，陈燮阳改革乐团的“第一”远不止这些。为提升上交的铜管乐声部，他开先河地引进美、俄、法等国的外籍乐手；他率先执棒肖斯塔科维奇《第十》、普罗科菲耶夫《第五》交响曲在中国的首演。这令李德伦愕然。他告诉年轻指挥：“我特别喜欢老肖 《第十》，一直想上演这部作品，想不到被你抢先了!”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指挥家，陈燮阳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与改革，树立了标杆，影响并推进了中国交响乐事业的进程。

事业上成就斐然，艺术上，陈燮阳也非常耀眼。已故“中国交响乐之父”李德伦很欣赏陈燮阳的指挥风格，他称赞“陈燮阳是我国当代最有才华的指挥家之一”。

这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燮阳在美学习期间，有幸接触小泽征尔等国际大师。在美国，他大量地听名家指挥的录像和唱片，相互比较，深入揣摩。无疑，音乐视野开启了一个宇宙天窗。“我喜欢伯恩斯坦的灵气和松弛，喜欢卡拉扬的流畅和深沉，喜欢克莱伯的潇洒和敏锐，喜欢索尔蒂的热情和雄伟。”这种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了“陈燮阳风格”。在他的指挥棒下，节奏、线条、空间、视觉感严密又紧凑，音乐就活了起来。

一个表演艺术家，必须贴近观众。为此，陈燮阳很注重音乐会的曲目安排，他要求，每台音乐会曲目要像交响乐四个乐章那样“起、承、转、合”，成为有起有伏一气呵成的整体，而审美标准是“通俗、好听、大众化、上台面”。他力求与观众拉近距离，打成一片。

心里有听众，这使得陈燮阳的音乐会，深受音乐大众的欢迎。
 

特约撰稿 李建林 施雪钧

陈燮阳：指挥家没有退下来的一天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高磊  2013年03月

　　陈燮阳
　　
　　1939年出生在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父亲陈蝶衣为一代词作家，母亲是个京剧爱好者。陈燮阳现为上海交响乐团名誉音乐总监、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特邀指挥。1984年出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1986年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第一位文艺院团的总监。
　　
　　
　　
　　在陈燮阳的艺术生涯中，他拥有无数中国指挥家中的“第一”：登台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中国民族音乐的第一人、身兼北京上海两大乐团音乐总监的第一人、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第一人……更重要的是，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威力，他几乎是老百姓家喻户晓的“明星指挥”，尤其在基层，一些音乐会点名要他来指挥。记者问他，有没有想过何时真正“退休”？他回答得干脆：“很多指挥家都是指挥到死的，除非业务或身体原因不行。”
　　
　　
　　
　　“地中海”式的长发，金边大眼镜，陈燮阳有着让人过目难忘的形象，往指挥台上一站，不怒自威。
　　
　　记者和他聊起头发这个鲜明的个人特质，老先生一点不避讳，“20多岁的时候，我头发就逐步掉了，然后一直保持这样。”说话的时候，他坐在松软的沙发里，神奇的是，背却挺得笔笔直，73岁的身板比20多岁的年轻人更挺拔，这大概是长年接受西方音乐熏陶，在指挥台上不自觉锻炼出的“精气神”。
　　
　　在陈燮阳的艺术生涯中，他拥有无数中国指挥家中的“第一”：登台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中国民族音乐的第一人、身兼北京上海两大乐团音乐总监的第一人、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第一人、录制的作品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大奖的第一人、在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音乐会上成为登台指挥的第一人……更重要的是，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威力，他几乎是老百姓家喻户晓的“明星指挥”，尤其在基层，一些音乐会点名要他来指挥。记者问他，有没有想过何时真正“退休”？他回答得干脆：“很多指挥家都是指挥到死的，除非业务或身体原因不行。”
　　
　　与谈“指挥”时的掷地有声相比，采访中，提及和父亲的这段情，陈燮阳却陷入了寡言。曾创作了《凤凰于飞》、《情人的眼泪》、《南屏晚钟》、《我有一段情》、《香格里拉》等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词作家陈蝶衣，对儿子陈燮阳来说，融汇了太多复杂的情感：13岁，母亲刚刚去世不过一年，父亲就离开了他们姐弟俩远赴香港，并且重组了家庭，这一走30年，音讯全无，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陈燮阳对外界以“孤儿”自称，悲恨交织，直到时间慢慢流逝，自己也成了家，才逐渐理解父亲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而“出走”的心情。
　　
　　《挥出一片艳阳天——速写陈燮阳》一书中，记录了父子俩久别后的第一次见面：“1982年2月，陈燮阳在结束赴美考察、指挥后回国，途经香港，终于与阔别30年的父亲相见了。在机场，陈燮阳一眼认出了80多岁的父亲，并没有想像中的奔跑拥抱，他只是快步走上前用上海话叫了一声‘爹爹’，眼泪就下来了。老先生也只是抓住他的手叫了声‘燮阳’，任泪默默流下。那一刻，冰封在心中的恨已经被血脉中同样的温度融解了。”陈燮阳承认，对父亲的感情经历了“爱和恨的大逆转”。

　　
　　指挥既是事业也是乐趣
　　
　　晨报星期日周刊（以下简称星期日）：是不是特别忙？
　　
　　陈燮阳：对，明天到深圳、广州，然后再去重庆、海口演出，特别忙。不过今年算是好的。以前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赶一场，今年是一天隔一天。
　　
　　星期日：现在一年要表演多少场？
　　
　　陈燮阳：今年不是特别多，大概50、60场吧，因为今年我去了美国度假，推掉了很多演出。另外，还有很多重叠的演出，没办法分身。
　　
　　星期日：陈老师和新年音乐会还是有渊源的。1998年春节，您带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方的音乐圣殿——维也纳金色大厅，那是第一次有中国乐团在那里演出，还是第一场中国民族音乐会，非常轰动。
　　
　　陈燮阳：当然！演出完，中国民族音乐在西方主流社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直到现在，这种影响还存在，因为当时通过奥地利国家电视台、欧洲卫星三台等5家电视台进行了转播，整个欧洲都知道了我们，以至于后来去法国演出时，我在街头都被认了出来。很感谢那个主办方负责人，他在德国生活，了解西方人对中国音乐的兴趣，所以组织了这场演出，而且当时他的创意也非常好，不仅带了中央民族乐团去，还专门组织了旅游团，带了中国同胞去那里听音乐，有好几百个人呢。我记得，音乐会现场，所有曲目的反应都很热烈，那天，除了座位票，还有300多张站票，观众站着在后面观赏，有欧洲人，也有中国人。
　　
　　星期日：在国内指挥家里，既能指挥交响乐团，又能指挥民族乐团的，真的不多，您算一位，有什么秘诀吗？
　　
　　陈燮阳：我对民乐的喜爱，是受妈妈的影响，她是京剧、昆剧都会，小时候就听她一天到晚唱京剧，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指挥系毕业后，我去了上海芭蕾舞团，当时，团里正排演舞剧《白毛女》，“北风吹，雪花飘”的旋律就是根据河北民歌《青阳传》改编而来的，这一挥就是16年，所以，他们都知道，我熟悉民族音乐，我能把其精彩的部分抓住。我现在还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音乐总监，马上，就要和乐团一起出访美国去了。
　　
　　星期日：您算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常青树了。
　　
　　陈燮阳：是啊，我还没有退休，一直在舞台上表演，而且走向全国各地。
　　
　　星期日：有什么养生之道吗？平时做不做运动？
　　
　　陈燮阳：我不运动，也没什么特别的养身之道，就是吃的比较清淡，也注意休息。我觉得这主要是靠遗传基因，我家都是很长寿的，我父亲（词作家陈蝶衣）活到99岁，他的姐妹也都在90岁以上。
　　
　　星期日：70多岁还这么忙，有时候还要去国外，有时差的问题，能倒过来吗？
　　
　　陈燮阳：那也没办法呀，所以，不演出的时候，我就喜欢在家里看看电视、休息休息，最舒服了。因为平时在家的机会不多，所以格外珍惜能在家里的时光。
　　
　　星期日：太太劝过您不要这么忙吗？
　　
　　陈燮阳：有啊，经常让我不要去外地了，但是没有办法，停不下来。这其实又是事业，也是乐趣，一直在家我也待不住啊。
　　
　　星期日：考虑过什么时候退下来，和太太享受生活？
　　
　　陈燮阳：一般来说，指挥家没有退下来的一天，很多指挥家都是指挥到死的，除非业务或身体原因不行。

　　
　　演奏员最清楚指挥有多少本事
　　
　　星期日：您最早在上音附中是学习钢琴和作曲的，怎么后来大学就转到了指挥系？
　　
　　陈燮阳：对，1953年，我考上了上音附中，一开始学的是钢琴，后来也学了作曲，当时想当作曲家呀。其实，我作曲也很好，还写过《山区公路通车了》、《新运河》、《养蜂场》等曲子，被制成了唱片在全国发行。但指挥系先看中了我，后来听说，当时作曲系和指挥系都在抢我，他们开会讨论，结果指挥系赢了嘛。
　　
　　星期日：指挥家中，你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无论国内国外，一般指挥都比较以我为主、雷厉风行，你这种温和的性格对指挥来说到底是利还是弊？
　　
　　陈燮阳：这要分两个方面来说。所谓温和就是对别人尊重，但是做事的时候该干嘛就干嘛。所以我在上海交响乐团的20多年中，创造了很多的第一，包括体制改革、音乐总监负责制、聘请外援、成立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发展交响乐事业基金会、推广中国的作曲家作品等等，这在全国乐团中都是首创的。2004年，上交125周年的时候，我带着团去了柏林爱乐音乐厅演出，外界反响特别好，就觉得这个团和西方的没什么差别，人家都会吃惊这是中国的交响乐团。我觉得对指挥来说，真正的本事，是你站在指挥台上，把乐队训练成了高水平的乐队。
　　
　　星期日：挥了那么多年，有没有一场音乐会，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影响或是记忆最深刻的？
　　
　　陈燮阳：太多了。真要说第一的话，应该是1979年指挥中央乐团，那是非常轰动的音乐会。当时在北京，他们的团长请了3位文化部副部长到上海来调我。那时我还年轻啊，在上芭的管弦乐团，30多岁。但是上海这边不放呀，后来他们达成协议，上海北京一半对一半。之后中央乐团争取了一个公费名额去法国学习，结果我没去，去了美国，回来后还是两边各一半。后来上海又把我要回去了，将上海交响团交给我，我就当了团长。
　　
　　星期日：从内心来说，北京和上海，你个人更喜欢哪个城市的风味？
　　
　　陈燮阳：当时很难讲，上海不放我去北京，所以也没有这种可能。把上海交响乐团交到我手上，从指挥芭蕾舞到交响乐，是我事业上很重要的一个转折。1984年，我接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1986年底又成为中国首个文艺院团的音乐总监，在当时，中国很多人对“音乐总监”一词还是比较陌生，但在西方，音乐总监负责制已经是大多数国家交响乐团长期沿用的管理体制，这是我从美国学习到的一个新东西。因为是团里第一把手，可以推行自己艺术的理念，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这一干就是20多年。
　　
　　星期日：当时想过能做这么久吗？
　　
　　陈燮阳：可以啊，因为我和大家的关系很好，也很顺利。即使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也没有受到干扰和怯场，一直把这个团打到古典音乐的中心德国柏林，打到欧洲，把它的名气打到这么响。
　　
　　星期日：您现在带徒弟吗？您应该有不少经验可以传授。
　　
　　陈燮阳：可惜我没时间啊。我一般也就给前来拜师的人口头上说说，因为很多要靠他们自己去领悟。我们那时候除了课堂，谁来和我们说？这个一定要向演奏员学习，他们是最清楚指挥有多少本事的，我当时就是和演奏员互相探讨学习的。
　　
　　星期日：大学时代，您跟着黄晓同老师学习指挥，当时的教学方法有什么特别？
　　
　　陈燮阳：早年，黄老师、李德伦与朱践耳、吴祖强、郭淑珍、曹鹏等一起留学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所以，他基本上沿用了苏联的教学方法，教得很努力、很认真，把世界最先进的几个技术都教给了我，因为当时苏联指挥的教学是很优秀的，出了一大批指挥家。黄老师一毕业就回国在上音教书，所以实践的机会相对较少。
　　
　　星期日：您指挥方面的很多东西也是靠自己慢慢悟的？
　　
　　陈燮阳：是的，因为很多东西在课堂上学不到。

　　
　　“拼爹？哪里可能！”
　　
　　星期日：古典音乐相对小众，不过，一般老百姓对您的认知度倒是非常之高。
　　
　　陈燮阳：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我在电视里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另外我还参加国家很多重要的活动，譬如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演出、建党演出等，再加上我的个人形象比较特别，大家容易记住。指挥家就是要靠基础和经验，两者都很重要。
　　
　　星期日：的确，您的个人形象太有特点了，尤其是头发，听说年轻时候就是这样了？
　　
　　陈燮阳：对，20多岁的时候就逐步掉了，然后就一直保持这样，我的轮廓比较鲜明，所以拍照也好拍。
　　
　　星期日：年轻时，为头发的事苦恼过吗？尤其是谈恋爱。
　　
　　陈燮阳：当然啦，那时候还没结婚谈恋爱呢，因为这个也是遗传的。不过谈恋爱倒是影响不大，因为我其他方面都比较优秀，哈哈。
　　
　　星期日：您和父亲的关系，经历了一段“爱和恨的大逆转”，后期缓和后，想过帮他做一些音乐上的整理工作吗？
　　
　　陈燮阳：就是在澳门、上海开了他的作品音乐会，前两天音乐频道还介绍呢，其实这是上海的文化。
　　
　　星期日：当年父亲那么有名，按照现在的说法，您完全有资本“拼爹”。
　　
　　陈燮阳：“拼爹”？什么意思？（记者解释，就是子女比拼父亲的实力，比如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等）哪里可能，他没有管过我。
　　
　　星期日：分别那么多年，再次见面时，父亲对您同样从事了音乐这个行业意外吗？
　　
　　陈燮阳：30多年没有音讯的，谁也不知道谁啊。
　　
　　（陷入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