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燚

中国音乐产业和流行音乐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在迅猛发展，如今越来越暴露出内容生产严重滞后的不足。内容低劣、佳作短缺的关键在人，根子是音乐教育的边缘与偏狭。在音乐产业界，呼风唤雨的人多是理工科出身；在流行音乐界，也很少有人接受过高质量、成体系的音乐教育中，多是“自学成才”。与音乐产业的大动作相比，与流行音乐的热闹相比，音乐教育在2017年愈加显得老态龙钟，没有存在感。

那么，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如何？同样不容乐观。

戏曲进校园，谁来教？

继前几年的“传统文化复兴”之后，2017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联合签发《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民族音乐在国内进一步回暖。“意见”指出，今后几年要加强戏曲通识普及教育工作，戏曲进校园将实现常态化、机制化、普及化，基本实现大中小学全覆盖。但是戏曲真正进入校园还需要教师来执行，遗憾的是，现在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十数年间，音乐教师在戏曲知识及表演方面都很难及格。

令人欣喜的是，本年末中央音乐学院与美国巴德学院签署了《中国音乐发展计划》，合作开办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专业学位项目。以此为标志，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由“全面输入”阶段开始迈进“部分输出”阶段。可以预见，中国在世界上经济、政治地位提高之后，接下来便是文化地位的提升，中国民族音乐将跃出地平线，在世界音乐中占据一席之地。

令人揪心的是，在中国无论是11所独立建制的音乐院校，还是数百个高校中的音乐院系，中国戏曲的课程量不仅远不能和意大利美声相比，而且几乎就等于零。即便是民族声乐和器乐课程，音乐院系也参照的是西方音乐体系来实施教育，缺少中国音乐原有的神韵、声腔和文化基因。音乐院系毕业生是学校音乐教育的绝对主力，如果他们从小到大就没接受过具有中华神韵的民族音乐和戏曲的浸润，又怎么可能在需要实施民族音乐和戏曲教育的时候不捉襟见肘？

专业音乐教育，如何提供优质服务？

2017年4月20日，独立建制的11所专业音乐学院在四川音乐学院成立“中国专业音乐院校原创音乐发展联盟”。可以想见，在高等音乐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联盟将坚守原来的精英立场。虽然联盟与成都市政府签订了支持成都音乐产业发展的协议，但这个原创音乐发展联盟也许很难在音乐产业、流行音乐和社会文化服务领域发挥更多影响。

我国数百所高校中的音乐院系，大多数都存在师资水平不高、经费相对较少、生源水平极低的问题，然而它们的办学模式和专业音乐院校几乎如出一辙。它们在音乐培训之外的社会领域几乎没有影响力，只在“送文化下乡”的时候走走场。然而，在流媒体时代，在信息冗余时代，“乡下”也不稀罕音乐院系送来的“文化”，尚需费力组织观众来“接受教育”。

2017年6月底，教育部在京召开“全国学校美育工作推进会”，提出“开展好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这给专业音乐教育带来了机会。但是，要知道中小学音乐教育属于素质教育范畴，专业音乐教育中哪怕是音乐师范专业都基本以“音乐表演”的模式进行教学，与中小学“素质教育”的要求并不吻合。国际上很多音乐师范专业都是放在教育学院下面，与之不同的是，我国音乐师范专业虽然在教育部学科分类表中也放在“教育学”下面，但几乎都是由音乐院系负责实施。

生源持续走低，音乐院系在做什么？

2017年12月1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文件明确要求“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并切实纠正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对考生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偏低的问题”。这对于音乐人才的培养来说是好事——以后音乐院系中五音不全、完全不适合以音乐为专业的学生会越来越少，却不免让前十数年新增或急遽扩招的音乐院系担心——自己的生源会越来越少、中国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总体人数会越来越少。

但这绝不是说音乐院系没有机会，而只是说墨守成规、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音乐院系没有机会。全国的社会音乐活动中活跃着迷笛音乐学校的身影，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等也可圈可点。这些社会力量办学没有政策优待、没有财政支持，更注重与社会力量的结合。

也不能说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就没有危机感。2017年5月，上海音乐学院与有“格莱美摇篮”之称的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联合成立“上音-伯克利现代音乐院”。其实上音这样的学校没有生存危机，但这样的学校需要像哈佛大学一样警惕“培养不出行业领袖”的危机。尤其是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地方高校中的音乐院系生源减少、水平降低，危机重重。音乐院系面对危机都想改变，但是从感觉危机到找到机制支持变革，再到找出行动路径，再到齐心推进，实在是一个艰巨、漫长并繁琐的过程。在这个推崇“小步快跑、及时迭代”的后工业时代，留给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思维与行为模式的音乐院系的时间已经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