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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栋天:我的父亲母亲
2022-05-18 11:18:00 发表 | 来源:微信公众号

我的父亲关正明是武汉京剧团老生演员,母亲李蔷华是程派京剧演员。他们都是有很高艺术天分的人

父亲是我母亲的第二个男人。
我的父亲关正明是武汉京剧团老生演员,母亲李蔷华是程派京剧演员。他们都是有很高艺术天分的人,成名都很早。我母亲14岁就自己挑班唱戏,养活一个戏班子。我父亲是“正字辈”的佼佼者,15岁就跟顾正秋拍了电影《古中国之歌》。50年代初,我父母亲都进入了武汉京剧团。但是我父亲并不是我母亲的第一个男人,我妈一辈子有三个男人:丁存坤、我父亲关正明和俞振飞大师。
丁存坤是票友,京剧爱好者,也是当时所谓的上海小开,家里面有钱,1949年他去了香港,在香港票界也是相当有威望。据我妈讲,她跟丁存坤在一块之后,丁存坤就不让她再出去唱戏了,因为不愁钱花嘛。但是我妈爱戏啊,是要唱戏的人,不让她唱戏那哪行啊!后来就分开了。

 

 

我爸唱戏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就送到上海戏曲学校,他是那所学校里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老生。我爸以前的名字叫关宝永,后来进了“正”字辈,改名叫关正明。

我爸人聪明,脾气比较倔,我跟他的脾气比较像—比他稍微圆滑一点吧。我爸一辈子除了唱传统戏,就是搞原创剧目,无论是现代题材的还是历史题材的,估计他有三十多出戏,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有的。他是一个不墨守陈规的人,所有的老戏的唱腔,到他嘴里唱出来都跟别人不一样,他有极其强烈的个人色彩,对于行腔吐字非常讲究,我在这方面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我妈和丁存坤有一个孩子,就是我大姐,和我爸有两个孩子:我二姐和我,我是母亲
惟一的儿子。我小时候他们都没时间管我,演出任务重,当然收入也高,记得那时候他们俩人加起来一个月有两千多块钱,当时普通工人也就几十块钱养一大家子。但是我父母从来不惯着我,家教极严,有很多规矩,在我印象中从没和大人一起吃过饭,都是在一边的小桌子上几个孩子一块吃,吃完了乖乖到边上写作业去。我小时候没穿过新衣服,都是捡我姐姐的衣服穿,直到上小学。

 

因为苦闷,父亲教我唱戏了


我父母亲都是非常仗义、乐善好施的人,有些细节是我后来听别人说的,也有些是我自己有印象的。
那时候坐三轮车,每次两三毛的车钱总会多给一毛两毛,从来都这样。夏天天热,买哈密瓜拿到后台,后台有一个大木盆,里面搁上几块冰,把瓜搁冰上面。演完了要走了,把瓜切一半,一半拿走,一半给搞服装的几位师傅。武汉京剧团跟我父母同辈的这批演员,除了角儿以外,没受过我父母亲帮助
几乎没有,这些帮助,有些是在生活上,有些是在艺术上。

文化大革命我父母都吃了非常大的苦头,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饱受摧残。我爸因为有个改唱腔的个性,文革时把《红灯记》里“提篮小卖拾煤渣”那一出以及其他戏的唱腔给改了,被人说是篡改革命样板戏,每天吃耳刮子什么的是家常便饭,前后被打断过七根肋骨。

 

 

我父母当年没想过要教我唱戏,但我从小是在后台长大的,在后台长大的孩子懂规矩,刀枪把子不随便乱动的,行头绝对不随便乱碰的。后来我学戏应该说是无心插柳,倒也跟文革有点关系。

1971年,我父母从牛棚回家,但不代表政治上解放了,所以不能上台,只能看着别人去演戏,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苦闷的。我记得一个冬夜,我在厨房里坐在小凳子上洗脚,我爸坐在对面,忽然说:“我唱两句你听听?”我说好啊。他唱的是《朔风吹》(那时不能唱传统戏,只能唱样板戏),唱了两遍,完了问我:“有什么不同吗?”我说:“没什么不同啊!”他说:“那我再唱给你听。”再唱两遍,问:有什么不同吗?我还是不知道。他说:“我跟你说吧,我第一遍是‘水’着唱的,第二遍是非常讲究着唱的。”

从那天晚上开始,父亲就一点点教我唱戏了。他也没有指望我能以唱戏作为职业,其实是他实在没有地方去唱戏,比较苦闷,拿我当小听众了。那时候学校不上课,我也无事可做,谁知道后来越学兴趣就越大,我父亲也觉得这孩子还行。

我从心底里感激父亲,他给我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后来人家说200多年来京剧界关栋天是一个异数,从来不用吊嗓子,拿起来就唱。可他们不知道我小时候用了多大的功,父亲给我打下多好的基础。

1974年我做了知青,1977年我回武汉做工人,后来考进了武汉京剧院。其实我唱戏、做专业演员最原始的动力是为了证明给大家看:关正明、李蔷华的儿子是好样的。文革期间他们受到太多不公正的对待了,吃了太多苦,我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

1978年文革结束,日子好了,我爸和我妈却过不到一块了。他们离婚是我陪着去的,特别痛苦,但我知道是没有办法挽回的。当时我二姐判给我父亲,我判给母亲。后来母亲问我:“我要到上海去了,你们谁跟我走?”那年我22岁了,我说从唱戏的角度我还是愿意跟我父亲一起。我姐姐爱穿着打扮、爱漂亮,比较向往大都市,那就让姐姐跟妈走吧。决定了之后我嚎啕大哭了一个晚上,为家庭的离散,为自己的前途

我父亲去世的前两年,跟我谈起过与我母亲的这段,讲得比较委婉,总之就是觉得当时处理得比较草率,自己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我听了非常感动。

 

我比同一辈的演员幸福得多

很多人看台上的关栋天,嗬,真是个角儿!我自个儿心里明白,跟我父亲差远了。

1981年11月25日,我在上海演出《打金砖》,一炮而红。我本身是没有武戏基础的,15岁学戏,腰腿都硬了。但是当年看了《打金砖》这出戏后我想学,我父亲就去跟谭元寿老师说了,谭元寿老师满口答应,愿意倾囊相援。所以我才学了这出戏,我才能红。

虽然我红了,但只要是我父亲看我的戏,他都会拎个小本儿边看边记,散戏后就跟我说在他的眼里我永远有提高的空间。这点我比同一辈的演员幸福得多,因为我们这批演员里,父母亲都是干这个的不多,我父母亲本身又都是角儿,造诣深厚,而且有他们自己的观点。所以后来跟周立波合作,我也是每次都这样跟他说戏的,刚开始他听得进,也改,可后来……我错了。

 

 

话说回来。有一次我在江苏演《打金砖》,最后一场又要翻又要摔,翻完了唱,唱完了摔,一个倒扎虎没完成好,蹭了眉心。那时我们演出就住在后台,大热天的,演完后脸上有泪水、有汗水,我跟父亲说要不我不唱了,唱得有点胆怯了,毕竟我没有那么好的功底。我父亲没有二话:“不行,必须得唱!”当时伤口那个疼啊,心里更是委屈啊。1983年在盐城演出,我不知道吃什么吃坏了,腹泻,一天跑厕所跑了十三趟。晚上演《群·借·华》,我的《华容道》,我父亲前鲁肃后孔明。演关老爷的时候,我站桌子上腿直发抖,一边站一边抖,可是不能回戏,必须得唱—父亲对我的要求严格得不得了。

1984年,我从武汉京剧院调到了上海京剧院。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嫁给了昆曲大师俞振飞。母亲和俞老的那段婚姻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于歪曲,那是对我妈不了解,我妈是见过大世面、见过大钱的。

我妈对俞老的照顾无微不至。为了俞老,她调到上海戏剧学校做老师,不唱戏了,一门心思服侍老先生。老先生的吃穿用是非常讲究的,喝鸡汤是要搁火腿的,吃蛋炒饭是要沾果酱的,吃肉粽子要蘸白糖的,晚上是要用很烫的水烫脚的。后来我也想过,如果我妈拿这种态度去对待我爸,两个人最后何至于劳燕分飞……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认识了不少名角,看到了不少好戏。

京剧以前是大众艺术,现在变成了小众艺术。这两年里,年轻人听昆曲逐渐成了一种时尚,听京剧的依然不多。从艺术价值上讲,我个人认为:京剧比昆曲更开放、更包容、更会吸收。京剧融汇了其他地方戏曲很多的长处,以前的京剧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传统的京剧—哪怕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京剧—跟现在都不一样了,同样的剧目在舞台、穿着、打扮、表演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京剧是一个需要有传承的艺术,但是现在在传承上面临很大问题。以前父母亲常跟我说:你要是想进步,必须跟好角儿在一块儿演出,跟他们演一场比你自己演十场都管用。文革以后还健在的京剧艺术家我几乎全见着了,还跟很多著名艺术家同台演出过。

其实现在的孩子有很多自身条件很不错,腰腿啊、长相啊、个头啊、嗓音啊,都好。他们缺的是什么?没见过“好”角儿,如果连什么是“好”的都没见过,又怎么知道它“好”,它“好”在哪里?那怎么传承?拿什么去传承?但这不怪他们呀!尽管有各种资料,但没法完整地展现前辈们的神韵,更何况太多的前辈们都没留下资料,太可惜了。现在应该大幅度提高从业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待遇,

让他们有自尊,有自信,多学多练多演,趁有些老师还教得动,赶紧传承!

 

 

 

 

本文转自公众号|寻找李少春

END

 

文中音乐钗头凤来自瑞鸣音乐专辑《短歌行》。古筝吹皱了暮春一潭绿水,洞箫如丝丝烟柳拂乱心头。那佳人临水的惊鸿一瞥,勾起的是甜美如斯的回忆,还是咫尺天涯的痛楚?男声痛切沉吟难舍难离,女声痴缠远望如烟笼水,珠联璧合,愁怨依依。也曾举案齐眉,也曾心有灵犀,岂料鸳鸯棒打缘浅即尽;岂料今日唱和,竟是此生最后一次相见!未久,唐婉殁。四十年后陆游再至沈园,绿柳依旧笑春风。当年题诗的半面残垣,成为他心中永远遗恨的一块墓碑。

 

 

《短歌行》

 

响遏行云十分韵 声动古今万般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