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流量类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火爆了2019年的夏天。来自广东小县城的三个青年组了一个名为“九连真人”的乐队，这支唱着方言的乐队在节目中一夜成名，收获了爆炸式的流量，又在节目进入终极对垒时遭到淘汰。他们是中国摇滚乐近二十年来鲜有的一个新故事，被业内人视为“新秩序反抗旧秩序”的莱斯特城童话。当“童话”遭到淘汰，我们对三个青年在这个夏天的经历，以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感到好奇。

文 |高佳

编辑 |林鹏

这个舞台太大了，尤其是对阿龙来说。

100多台灯正悬在阿龙头顶上，那是为足够震撼的舞台效果准备的。彩排前，调音师叫他：“调一下吉他。”他走到角落，照做了。“再试一下耳返。”他从来没戴过耳返，也照做了。“感觉怎么样？”导演上台来问，他说不出话，只会点头。

那个巨大和华丽的舞台把他震住了，紧张感一直延续到几天后的录制现场，在舞台屏幕后面，他不停地试琴，怕出差错，小号手阿麦和贝斯手万里也绷着脸，没人开口说话。主持人马东手指向舞台，屏幕上出现方言摇滚乐队九连真人的标志。

这是故事中关键的时刻，九连真人在《乐队的夏天》亮相。

嘻哈、电音、街舞，各种青年文化圈层都上了综艺节目的舞台，现在轮到乐队了。有31支国内乐队参加这档火爆的暑期综艺节目，竞争Hot5名额，节目总制片人牟頔说，他们从近千支乐队当中被选出来。

“老炮”不少，有被称为国内乐队知名度第一的痛仰乐队，音乐公司摩登天空的“头牌”新裤子乐队。22年前成立的朋克乐队反光镜，做过一千多场巡演，面孔乐队成立于1989年，是摇滚乐在中国横空出世时的见证者。年轻乐队里，英伦摇滚乐队盘尼西林自称是90后乐队中最有经验的，乐评人们评价放克乐队click#15的主唱Ricky“身上有Prince（流行乐巨星）的影子”。

九连真人是哪来的？几乎没人知道他们。

他们住在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坐三个小时汽车，再转乘三个小时飞机，才能来到1900公里之外的北京。在《乐队的夏天》之前，他们一共有四次正式登台演出的机会，一次在连平县城，参演文艺晚会，一次在深圳，帮朋友的乐队做暖场嘉宾，两次在北京，参加一场原创乐队比赛，之后演了一回分享会。

在策划乐队出场顺序时，《乐队的夏天》节目组把九连真人排在第16位。按照比赛规则，第一轮亮相后，31支乐队中将有15支被淘汰，第16支乐队上场时，“淘汰”开始。“我们把他安排在这儿，就是因为觉得这个气势肯定能进。”牟頔说。

从结果来看，九连真人顺利完成了开启“淘汰”赛段的任务。他们用三大件加小号（摇滚乐三大件：吉他、贝斯、鼓）演奏，用客家方言唱的《莫欺少年穷》得到148票，排名第三。

接着，这匹“黑马”以第二名的成绩晋级8强，又在7进5决赛中排名第六，成为《乐队的夏天》中，最后被淘汰的乐队。

“九连就是从无名之处开始逆袭的underdog（不被看好的人），像2016年的莱斯特城（指莱斯特城足球俱乐部）。”乐评人刘阳子说：“他们不是名门之后，好像从土里钻出来一样，身上都带着土渣，但一出来就能把观众给震了。”

2016年，成立132年的平民球队莱斯特城第一次成为英超联赛的冠军。“莫名其妙的，就是赢，每场都赢。”School酒吧主理人刘非说：“当时除了英超传统强队的球迷，都变成莱斯特城球迷。大伙儿都想看到新秩序推翻旧秩序，都想看到童话，叫莱斯特城童话。”

但对中国摇滚乐来说，奢望一场“童话”，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990年，在中国第一次专场摇滚音乐会上，乐手们把雪莱的名言：“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写在节目单上，这句话他们想了许多年。

随后，1994年香港红磡之夜成为中国摇滚乐的巅峰。但属于摇滚乐的夏天迟迟未到，大量乐队转入地下，过了千禧年，第一代摇滚乐手创造出的如流星般闪耀的理想年代，遇上MP3和商业主义的大环境，第一代又迅速成为被背弃的一代。

现在，已经没落多年的摇滚乐在综艺节目中亮相。从远方小城赶来的乐队九连真人，能逆袭成为“童话”吗？

答案在风中飘扬。

排练中的九连真人主唱阿龙。吕萌 摄

黑马

“这头发做得跟大妈一样。”

烫过的头发像个帽子，现在主唱阿龙要顶着它上台，唱《莫欺少年穷》。阿麦、万里、编剧导演们，所有人都在笑，但来不及改了，录制马上开始。经纪人宋佳刚赶到，“我就这么一回没来，就出这事儿。”

宋佳同时是后海大鲨鱼乐队的经纪人，这支成立15年的摇滚乐队已经不需要全天候陪伴了，她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九连真人身上，刚入行的小城摇滚青年们，正在学习跟她相处。

“给我弄头发的时候，我睡着了，然后就这样了。”阿龙跟宋佳解释，“化妆师说OK，那可能从他们的角度觉得OK。”但实际上，他很不喜欢这个发型。演出完后，他告诉编剧导演老钱：“这场最大的遗憾就是头发太丑了。”

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这件事，表示自己不习惯拒绝别人。“他那时候很胆小，很害怕，所以也没说要再重新做头发。”老钱强调：“但这个头发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包袱，他是顶着压力上的台。”

“西边，太阳落山。”他的唱腔里包着颤音，一句唱完，台下观众开始跟着节拍鼓掌。“他又懵了，他的歌不适合鼓掌。”老钱说：“空了大概五秒钟，他才反应过来，继续唱。”

“我很慌。”演完之后，阿龙告诉老钱：“要是拍乱了，我们就得跟着乱拍子走。”但在台上，他反应很快，把后面一个小节的弹奏隔过去了。

不光是他，那时宋佳和老钱站在侧台，俩人都紧张得手发抖。宋佳怕他们发挥不好，他们舞台经验少，演分享会那回，阿龙刚唱第一句，“就听出来可能歇菜了。”老钱怕观众不买账，他们唱的是客家话，就算以前在连平县城演出，台下人一般也都不做声，没有表情。

这些担心很快烟消云散。

舞台下面，观众开始POGO（指在摇滚乐现场，人们身体互相撞来撞去）。“我都看不明白了，这词根本听不懂，怎么会POGO啊？”但这说明气氛到位，老钱可以放心了。

直到现在，宋佳还不时翻出来看这场演出的视频，《莫欺少年穷》最后，阿龙有一句唱词：“九连山，十八弯，阿哥出去寻钱赚。”在现场，他加进歌里的吆喝声经常是随机的，那句唱词之后，他喊：“阿哥——哎！”

用了劲，一声“哎”快破音了，透着生猛。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演嗨了”。参加录制之前，阿龙拿九连真人和其他参赛乐队做比较，跟阿麦和万里开了会。“我喜欢看综艺，也分析了一下，我觉得不管是从综艺点还是独特性上来说，我们这个乐队都是有唯一性的。”他很自信：“只要上了这个节目，不管走多远，都会引起关注。”

排练间隙的阿龙。6月底，九连真人趁周末来到北京排练，参加节目录制。吕萌 摄

节目播出当天，“九连真人炸裂”上了微博话题热搜榜。

微博上，几个上千万粉丝的大V都来捧场。演员黄景瑜说：“这帮兄弟炸裂了。”演员陈赫分享了他们的演出视频：“我也想组个乐队了。”网红papi酱说：“九连真人也太炸了嗲（点）儿。”

“炸”正是名不见经转的九连真人被选来参加《乐队的夏天》的重要原因。这档节目的总制片人，米未联合创始人CCO牟頔深知新鲜血液在综艺节目中的创造力，她从2014年开始带领团队制作《奇葩说》，这档素人辩论节目由爱奇艺出品，前三季总播放量超过17亿，见证了不少素人变名人，被称为“第一网综”。

《奇葩说》已经做了五季，牟頔开玩笑说：“不再做个新节目，既对不起爱奇艺，也对不起自己。”起先，他们计划做一个喜剧节目。但去提案之前，牟頔犹豫了，她发觉自己没有被方案说服，不敢拍板。

接下来的一个月，她每天都在电脑的备忘录里写：找下一个目标。目标出现得突然，“有个女孩来米未面试，她要求一周只工作5天，一年只工作11个月，因为她玩乐队，需要排练和演出。”这莫名吸引了牟頔，成为《乐队的夏天》的起点。

“特别神奇，喜剧的方案半年也没整出来，乐队的方案一个礼拜就做出来了，而且一聊起来，所有人都很high。”牟頔觉得团队已经进入状态，准备了33页PPT去提案，前30页关于乐队，留了3页讲喜剧。“怕万一不行，就把喜剧也提一下。”结果说完乐队的方案，爱奇艺的高层就点了头：“我觉得可以。”

提案的顺利当然和现场音乐市场开化有关。2007年，国内户外音乐节的数量不超过20个，但从那时开始，摩登天空音乐节、草莓音乐节落地，到2010年，音乐节的数量已经飙升至92场。据小鹿角智库的统计，2018年，中国全年共涌现出263个音乐节。

除此之外，道略音乐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国内能承载小型演出的Livehouse在2017年首次票房收入破亿，达到1.25亿元。

“十几年之前，我们办北京流行音乐节，请了Placebo，Nine Inch Nails，国外真正的一线牌，还有崔健、汪峰，卖380块钱门票。”刘非说：“人都骂我们，说你们丫心太黑了，音乐节敢卖380，搁现在你觉得贵吗？现在卖一千多，开票照样秒光。”

“大家已经把看音乐现场做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刘非这样总结。

去年11月份，虾米X滚石原创乐队大赛决赛在北京糖果Livehouse举行，当时《乐队的夏天》节目组正在选角，跑了不少音乐节和Livehouse看演出。

十几个导演去糖果看了这场决赛，九连真人出场时，有人觉得“这名字听起来像道教的（乐队）”，台下掌声寥寥。

等阿龙开了口，原本在二楼站着的导演都惊了，跑到一楼台下来蹦。在现场的节目组工作人员说：“大家疯狂拍短视频，发在群里说‘太炸了！’”

《乐队的夏天》将作为“火箭发射器”，把九连真人推到观众面前。那时的阿龙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选角导演发出邀请时，他马上答应“可以聊聊”，哪怕他当时手上只有两首歌。

阿龙和阿麦在听朋友们录制和声。吕萌 摄

大佬

也是因为这场原创乐队比赛，九连真人进入了黄燎原的视线。

黄燎原是摇滚圈里的大佬。20年前，他在河南新乡策划了“中国新音乐演唱会”，当超载乐队的主唱高旗唱起“让每一个夜晚充满爱的火焰”，全场歌迷点亮了打火机。“在新乡的感受，超越了一切。”黄燎原在已出版的一本小说里写道：“当时就决定，要为中国的摇滚事业奋斗终身。”

他自称是摇滚乐的走狗，也的确是中国摇滚乐最活跃的推手之一。他担任过唐朝乐队和二手玫瑰的经纪人，2004年，他策划的贺兰山音乐节，几乎汇集了所有圈内大腕：崔健、黑豹、唐朝、张楚、何勇、高旗&超载、汪峰……在三天内吸引了十几万观众，证明了音乐节是行得通的商业模式。

现在他五十多岁了，准备“金盆洗手”，但助手宋佳给他发来了九连真人在原创乐队比赛的演出视频。

视频的音质一塌糊涂，黄燎原根本没想到：“出来了那种华丽的、亮晶晶的大金属。”他不知道台上的人在唱什么，但他们唱歌时的表情打动了他，“我一下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那种混不吝的劲儿。”

其实他一直以来有个遗憾，在摇滚生涯中，没有做一只嘻哈的乐队。“对嘻哈来说，歌词真的太重要，但歌词这个东西可能在中国的审查制度里有一些问题。”他说：“碰到九连，我想无论如何也再趟一次摇滚乐的水，我不要再错过一个好乐队。”

他打电话给宋佳，“咱们做这个。”他说。

17年前，他也像这样签下二手玫瑰。这支乐队的主唱梁龙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千禧年到了北京，上台演出时男扮女装，常常扮成“舞女”、“媒婆”，被人叫做摸进京城的一只“怪手”。

在一次采访中，梁龙提到和黄燎原签约的情景：“我和黄燎原在一个酒吧喝酒，从中午喝到晚上五点，他处于那种很深的状态，抽着烟，不吱声。看着资料，喝得快高了，最后他对我说，你别找了，就我吧。”

在那之前，黄燎原刚辞去唐朝乐队经纪人的职务，打算在家读书写作。“但事与愿违。”他在网络日记里写道：“喝了一场愉快的下午酒，酒后我又成了二手玫瑰乐队的经纪人。”

碰上九连真人，往事仿佛重现。

他乐于拿阿龙和梁龙相比，“都20多岁，从小地方来到北京，小眼睛，有种妖气。”黄燎原解释：“咱们讲‘人和妖’，人不喜欢的那一面，就是妖。”

“他们眼睛里都喷着火。”他说：“我就想起来，像司汤达、巴尔扎克这些19世纪法国作家，经常写到一句话，‘一个外省人来到巴黎’。”一个外省人来到巴黎，怀揣着某种梦想和巨大的野心，他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当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只能一往无前。“就是这种感受，动人心魄。”

在2002年出版的专栏文集里，黄燎原写道：“我对伴着民工潮而由小城镇进入大城市的一些民间音乐创作者抱有希望，他们是未来城市音乐的真正有活力的建设者。”

二手玫瑰和九连真人，都满足了他的这个希望。在他看来，他们是真正站在大地上歌唱的歌手。“像阿麦，他本身就是留守儿童，住在山里，在最苦的地方，他一旦把自己唱出来，那种劲真是挺可怕。”

小号手阿麦，在乐队中也承担键盘手的角色。吕萌 摄

宋佳安排九连真人飞到北京，跟黄燎原见面。在那之前，她向他们说起自己是黄燎原的助理，“他们根本不知道黄燎原是谁，后补的课。”

在北京，黄燎原告诉他们：“我们合作，但你们不要听我的。”他知道阿龙和阿麦都在连平县做老师，万里做的是搭建舞台这样的体力活。关于几个年轻人的过往，包括为什么要组建乐队，他没有细问。

因为《乐队的夏天》录制跟九连真人熟络起来的老钱，对阿龙了解得更多。

“别人说他在台上自信，其实那个不是自信。”老钱说：“他是憋太久了，非得说出来。”在成都读大学时，阿龙组过一支乐队，当时他的搭档是一名鼓手。毕业前，鼓手问他：“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全职乐队，用音乐养活自己？”阿龙的回答是不行，他说：“家里人要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后来，鼓手在他的推荐下，加入了后朋克乐队海朋森。有一回，海朋森在音乐节演出，阿龙买了票。“他躲在一个治安警片后面，哭了，根本不敢看。”

“这件事明明他也可以做到，但他选择回到小县城，看到别人演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老钱说，“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让他重新组织乐队的动机。”

阿龙有一把很喜欢的吉他，是一个墨绿色的Fender（芬达吉他）。他把它送给海朋森的一位朋友，“留在我身边也没用了。”他当时说。

那个他不愿意回望的，放弃音乐的时刻，让他充满愧疚。等到出现在《乐队的夏天》节目组眼前时，导演们拿他们和另外一支唱宜宾方言的乐队比较，最终还是选了九连真人。

他们适合这个舞台。“表演欲太强了，他们不在乎歌唱出来是不是被大家喜欢，他只想唱出来。”老钱说。

而且，只有两首歌又有什么关系呢？“黄燎原是一个太厉害的人，他会在音乐制作上给他们很大帮助。”牟頔说。两三个月后，宋佳拿来六首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原生

在节目筹备时，老钱去过连平，他从城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只花了20分钟。

“不管我们到哪儿拍摄，他们（九连真人）好像都认得附近的人。”老钱觉得连平县城像个大社区，有一回取景，他让阿龙背对街道，面对公交站牌站着，“有人骑车经过，冲着他的背影喊：阿龙！”

连平县位于广东省和江西省交界处，这个山区县城在经济上不起眼，2018年河源市下属县区GDP总量排行中，它排在最后一位。就在一个多月前，暴雨袭击这座县城，五万多人受灾，人和自然仍处在相依又博弈的关系中。

更多时候，县城谈不上闭塞，它悠闲、散漫，在年轻人看来同时也单调、乏味，《莫欺少年穷》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讲述了阿民的故事（阿民是歌中虚构的人物）。阿民想外出打拼，父亲希望他留在家乡，和父辈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歌里没有给出答案。

这或多或少是阿龙自身经历的写照。这个1992年出生的男孩，脸上带着婴儿肥，说话时眼神定定的，好像在告诉别人，他没有任何隐瞒。

阿龙总是一副认真的神情，他在听耳返里刚录完的demo。吕萌 摄

2014年，阿龙到四川音乐学院读书，毕业后，在深圳一家游戏公司做设计。大城市的“996生活”，无非是紧张和压抑，做了一年多，正值游戏行业洗牌，公司裁员，阿龙主动提了离职，回到连平，做了小学美术老师。

在他之后，阿麦也因为要照顾外公外婆，回到连平做音乐老师。

阿龙和阿麦早就认识万里，他的乐器行以前开在阿龙家小区楼下，现在倒闭了，店面换成一家烧烤店。“县城就那么大，没有人要学琴。”老钱说：“里哥当时坚持，就是因为县里还有一些喜欢音乐的人。”

阿龙当然算其中一个。他读大学放暑假时，几乎每天都出现在乐器行。“夏天弹琴，手上都是汗，琴木头上那层清漆都给擦掉了，能看到木纹。”阿龙告诉老钱，里哥琴行里的琴，基本让他们给“糟蹋”完了。后来琴行倒闭，东西全部亏本卖。

阿龙在节目上说里哥是连平的音乐教父，编剧导演雨桐去过连平之后，才明白这话的意思。里哥的仓库是乐队排练的地方，他在仓库摆了个茶桌，“三教九流”的人——政府单位员工，银行职员，附近小吃店的老板，没事都爱去那儿坐坐。

“里哥花了20万块买设备，现在贷款还没还清。”老钱说：“连平两年前刚开通高速，进来一些大的商店和房地产开发商。他现在就租设备，给一些商业活动搭舞台。”老钱去连平的那个月，里哥只接了两三单活儿。每单收入在三千到六千块钱间，刨去雇人帮忙、租车等费用，所剩无几。

心气儿最高的阿龙，叫上阿麦和里哥，把这支乐队攒起来，自己负责词曲创作。

雨桐察觉到了他的细腻和敏感，有一回，她采访他们，问到关于理想的问题，自己哭出来了。阿龙从来没跟她聊过闲篇，那天晚上忽然发来信息：“为什么哭啊？”

“我想，我的选手为啥要关心他的导演啊？”雨桐下意识地觉得感动。后来她发现，阿龙写歌就是写故事，写发生在周围的事。“可能他觉得让我哭的事，也能激起别人的感情。”

在《莫欺少年穷》里，他唱“爷爷叔叔婆婆伯伯妈妈，出来打拼大起大落很正常”，像他自己的经历，《招娣》里唱“金镯镯银镯镯，亮手脚全戴上”，是说客家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北风》里唱“做事定会翻身，做事怎样翻身”，是看到家乡卖小吃的人，想到：“他们不做这个，还能够做什么？”

“他们总是在唱生活，而且不是无病呻吟。”乐评人李源说。

排练室里的贝斯手万里。吕萌 摄

在这一点上，卢选廷的体会更深，《北风》就像在唱他过去的经历。卢选廷是河源市龙川县人，他初中学历，17岁出门打拼，第一回从村里去广州，路上花了两天时间。那是1990年，他在广州荔湾区的白天鹅宾馆谋到一份后厨学徒的工作。

“当时住在天河区沙河路，跟同村的人挤在一起。”卢选廷说：“天河那时候还是菜地，租房子很便宜。”他每天骑一小时自行车到白天鹅宾馆，一个月工资200块钱，“带我们的师傅挣得比我们多一百倍。”

他小时候的梦想是读军校，但家里供不起他读书。他盼望有一条出路，做厨师看起来前景不错。现在卢选廷在北京东二环开了一家客家菜馆，在朝阳区买了别墅。他说他一个人听歌时，最喜欢听陕北民歌，也听客家山歌，有时听着听着，会掉眼泪。“因为在那种贫瘠的土地上长大，听这样的歌，过去小而实的东西就历历在目。”

李源用了一个词形容九连真人：底色悲凉。

“摇滚乐的祖宗是布鲁斯，布鲁斯是黑奴在农田里的劳动号子。这种音乐本来就不是上流社会玩弄的东西，它是来自底层的呐喊。”李源说：“现在我们玩摇滚的大多数人，已经脱离底层的生活状态了。”

但九连真人的贝斯大哥是干体力工作的，阿龙和阿麦是乡村老师，他们不是中产阶级，不是白领，不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在所谓歌舞升平的今天，这是有力量的呐喊。”李源认为他们的音乐在情感上更接近摇滚乐的根，“他说莫欺少年穷，那是真的莫欺少年穷。”

人设

牟頔早就有信心：“九连就是那种应该出来的乐队。”

但去年11月份，老钱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在一间不足六平米的小会议室，他们看上去怯怯的，不爱说话。阿龙和阿麦穿着同款长到脚踝的黑色羽绒服，“有点土，看起来撑不过200块钱。”他心里落差感特别强：“这几个人真的是搞音乐的吗？”

“那时候问阿龙任何问题，他只会‘嗯’、‘哦’。”直到聊起HipHop，他来了兴趣，说在做乐队以前，他做过说唱，“那我现在放个beat，你给我freestyle一下。”老钱说，从那之后他才活络一点。

节目录过几期，等雨桐再接触到他们时，阿龙已经变成了“倾诉欲特别强”的选手。“他经常聊偏，不按问题答，非得聊点别的，说一大堆，还不让别人插话。”

她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你还是要去趟连平，而且要趁他们还是最早的九连真人的时候去。”雨珊说：“因为他们马上就不是了。”

“为什么不是了？”

“变了，变得非常适应采访，变得碰到问题就可以下意识地回答。”

雨桐以前提问时，阿龙他们会考虑很久才给出答案。“比如经典问题：以后乐队做大了，你们会离开连平吗？”乍一听到这个问题，他们讨论了半天。“分析离开会是什么样，不离开又怎么样，自己在那儿纠结。”

后来这个问题被媒体问了不下20遍。“不会的，连平是我们的根，离开那里就没办法创作。”现在他们习惯这样回答。

另一个出镜率高的问题：“做老师和做乐队冲突吗？”头一次听雨桐问起，他们回答：“冲突啊，经常要上晚班，没有排练的时间。”

现在也有了惯用的回复：“不冲突，我们发现工作和乐队也是可以平衡的，你看我们现在就做得很好，刺猬（《乐队的夏天》中一支参演乐队）不也是兼职乐队吗？”

这当然透露着，他们度过了必经的摇摆和犹豫期，在大量的媒体曝光中，面对类似的问题感到疲乏。但另一方面，答复变得固定，也并非和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标签压力无关。

“歌就是歌，去听就对了。”阿龙说，他不喜欢被标签化。吕萌 摄

“在节目上，九连总是在提留守儿童和乡村老师。这两点是真的加分。”刘非说：“而且，小镇青年想要反抗父辈，但永远无法反抗，只能放弃自己的梦想，回到家乡去做周而复始的事，这人设简直就太中国了。”

他们的出身和经历，足够特别、有料，足够打动人心，呈现在节目中，继而出现在媒体报道里，迅速简化为人设和标签。

“有些公众号写的文章，标题就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这几个是乡下来的，这是乡下人唱的歌，这歌有乡下的感觉。”阿龙不喜欢，甚至觉得反感。

录完改编赛段，他跟宋佳说：“姐，咱们现在挺好的了，不用再那什么吧......咱们要不退赛算了。”

宋佳没问他具体有什么顾虑，他一直都是个挺纠结的人，他们都叫他“纠结龙”。“我尊重你，你要真想，我就去想办法。”她说：“跟导演组也都打招呼了，人家觉得可以，问题不大。我现在只给你分析一点：退赛之后是什么样，不退是什么样。”

聊完，阿龙决定“不退了”。

“好，不退了，那这事儿就别再跟我提，一嘴都别提。”其实她根本没联系导演组，“也就知道他不会退。”

跟决定来参加节目时一样。那时的阿龙担心录节目影响工作，跟学校和家里不好交代。给乐队打电话时，宋佳说：“阿龙你跟我纠结啥？没什么好犹豫的。”

“九连现在的状态完全属于被开发。”一位和乐队有工作接触的人说，“好像经纪人说什么，他们都照做。”她参与过对九连真人的采访，“有的问题阿龙答得不好，她（宋佳）立马就说，你不要说那个。”

在微信群里，有个导演喊她“宋妈”，说她特别操心。前不久，阿龙他们拿她手机把自个儿的备注改了，改成九连宝宝阿龙，九连二儿子阿麦，九连教父万里。说到这个，宋佳笑了，“我备注还得他们管着。”

她的决定权不光只用在大事上。去见她那天，有家杂志在给九连真人拍照。化妆间里，阿麦正照镜子，“明天逛街，我要买帽子。”“你不适合。”宋佳怼了他一句。

“还没上台戴着试试看，怎么知道呢？”“帽子要戴上台是吗？我抽你。”她开玩笑，但也表示她不同意。

“我自己买，我私下戴，行不？”“私下戴你就回连平戴，这边别戴，真的不好看。”

对话结束了。

被阿龙逗笑的阿麦。吕萌 摄

之前一回，也是给杂志拍照片。服装师拿来一件复古样式的皮衣，让阿麦穿上试试。宋佳看了一眼，“老师，不用试，那不适合他。”阿麦还是穿了，“挺好的。”他说。

宋佳让他脱了，服装师找来一件牛仔衬衫，“不好看”，她说，又让他脱了。“你是他女朋友啊？管这么多？”服装师不满。“什么女朋友？经纪人。”宋佳火气上来了。

“都还没那么火呢，管这么多。”宋佳压着怒，她觉得自己要“原地爆炸”了。

这次，化妆师给阿麦加了假发片，看上去后脑勺留了长头发，像日本视觉系乐手。宋佳不满意，“这个造型别拍了，摘了吧。”她伸手想给他拽下来。

“九连是什么样儿？现在做出来的九连，根本不是他们。”她跟摄影师说，“把他们弄得不是九连了，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事情好像正在变得麻烦。要适应镜头，被贴上标签，还要在经纪人认为合适的框架内活动。节目还在录制时，有工作人员采访九连真人，让他们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音乐，阿龙的答案是：“无奈。”“现在虽然把歌唱出来了，但感觉他们还是无奈。”老钱说。

因为少了好些自由。

未知

在7进5的那期节目中，乐队的演出要以“夏天”为主题。“本来我们歌里写的内容是关于‘防溺水’的。”阿龙说：“因为说到夏天，就想到孩子们去水边危险的地方玩，结果发生很多悲剧。”

后来，节目录制中连平遭了水灾，阿龙把在这个夏天经历的所有事情，编成一首歌叫《一浪》，“说的是属于我们乐队的这个夏天。”歌词里冒出野心：“一浪更比一浪高，试问你怕了没有。”

这首有点总结意味的《一浪》，成了九连真人在《乐队的夏天》上演的最后一首歌。

黄燎原是在节目录制结束一周后回国的，他之前一直在美国旅行，关于九连真人的事务都交给宋佳打理。

但消息早就传来了，《乐队的夏天》Hot5，九连真人没进。

从反应上看，黄燎原是一贯的淡定，“这个名次是最好的，进入前五就进入了常规的渠道。”他说：“第六又比第七好，这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那时在现场看着投票结果的阿龙可不这样觉得。他跟黄燎原说：“第一赛段觉得能过就好了，从第二赛段开始，就有一点胜负心了，就被带到赛制里面去。”

况且，比分是那么有戏剧性——他们跟第五名只差两票。在第三现场的宋佳听见公布结果，气得把手机摔到沙发上，主板都摔坏了。

排练室里，阿龙的背影。吕萌 摄

那场节目录制时，主持人白岩松作为“超级乐迷”来到现场，他说：“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乐队的夏天》给九连真人更多，还是九连真人给《乐队的夏天》更多。”宋佳差点儿听哭了，“我觉得他比任何一个乐评人的角度都高。”

在后台，他安慰她：“你这是幸福的眼泪。去年夏天的时候，大家还未必知道九连真人呢。”宋佳告诉他：“去年夏天，我也不知道九连真人。”

她还是觉得不服。上节目之前，她跟几个朋友说过，如果九连真人不火，她就退出这行，“因为觉得没这可能，肯定会火。”

节目组有个导演开文身店，在胳膊上文了《乐队的夏天》logo，发了朋友圈。录完节目，宋佳就给他打电话：“我找你一趟。”她把“九连真人”四个字文在小臂上，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文身。

年轻的九连真人，公认的“黑马”，总被评价说像刀子一样，太猛了，太锋利了，没闯到最后确实出人意料。

“很多时候，观众会说这票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牟頔说：“你知道吗？有时候真实反而没办法被人理解。”

“我们做节目的人，不客气地说，是上帝视角。”她说：“所有人的状态、情绪集中反馈到我们这儿，我没办法偏颇地站在任何一个角度去评判。”

“但这是一节目，它永远都是节目。”宋佳想。

在节目里，我们说到上帝时，指的是哪一位上帝呢？节目把审美压得扁平化，乐队只有不停地拿出点儿新东西，给听众搭建一个不同的审美框架，才有可能在这基础上得到赞美，完成突围。

这是上帝“综艺之神”制造的游戏规则。九连真人在这套规则面前最大的劣势在于他们没有足够丰富的积累，毕竟，他们刚成立满一年。

“后半段，我们有点儿听觉疲劳了。”几位乐评人都这样说。

倒也没什么不知足的，后来宋佳也想得通：“九连值了，这都已经是坐火箭了，还想干嘛？”

“他们是非常明白自己想通过什么要什么的乐队。”刘非说：“这没什么羞耻，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肯定就是（要）钱跟名。你要说九连想达到艺术上的高峰，不可能，我认识100个乐队，99个都不这么想。唯独那一个，永远没有演出机会，那是真他妈玩儿艺术的。”

节目录制结束，宋佳的手机备忘录里已经排满了乐队在接下来一整个月的行程。她跟黄燎原讨论，“要不要憋着，直接开工体？（成立两年的乐队进工体是一个记录。）”黄燎原接受媒体正午采访时提到这事，他觉得现在没有进工体的必要，歌曲不够，也不到时机。

阿龙说过一句话，黄燎原记得最清楚，他说：“希望减少采访，多给自己留创作的时间。”这句话正合黄燎原的心意。“我希望他们成为像中国第一代摇滚乐队唐朝、黑豹，第二代二手玫瑰、痛仰那样（的乐队）。”他太明白创作的重要性了。

阿龙和阿麦在机场，周末结束，他们要从北京赶回连平。吕萌 摄

但在这个夏天，获得饱和式流量和关注的九连真人，身上已经有了一层综艺节目的烙印。“一旦具有高度原真性、从某种青年亚文化胚胎诞生出来的创作，开始广受欢迎……”台湾乐评人张铁志曾在《声音与愤怒》中写道：这个创作者，就会开始被商业体制吸收、榨干，直到缺乏活力而被抛弃。”

对他们来说，这种困境或许将要到来。

“每一个时代的伟大创作者，都是既能享有高度商业成功，又能对时代进行严肃反思的艺人......”张铁志又写道：“这些反叛的歌声总是镶嵌在商业体制与自主创作不断斗争的摇滚史中。”

如此，才在困境中存活，成为一场“童话”。

最后一次节目录制结束，编剧导演雨桐问了九连真人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没来参加《乐队的夏天》，现在在干什么？”

阿麦抬手看了眼表，“现在这个点呢，我应该刚下班，吃完晚饭，在回家的路上。”阿龙接过话：“然后我们哥仨可能会一起散个步，遛着遛着，遛到里哥的仓库里，弹吉他，唱歌，继续排练。”

现在，他们和他们的生活一齐被这个夏天改变了。

如果有“童话”，这是“童话”故事的开始。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老钱、雨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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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佳

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