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2日，中国少年小提琴家马思聪与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莫扎特《降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K.268)，由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Mario Paci，1878-1946)执棒。

上海各大报刋对马思聪的演出活动争相报道，马思聪被誉为“中国音乐神童”，“音乐神童马思聪君，自回国在港、粤、沪各地表演后，深得社会人士之赞许……”(上海《申报》)。

此前，马思聪在广州、香港、南京等城市举办的独奏会，好评如潮。广州《民国日报》称：“马君天才，名副其实，技艺已造极峰。”香港《行政公报》报道：“马思聪的演奏使他跻身于世界小提琴的佼佼者之列。”南京《中央日报》评论：“神技一奏，全场屏息凝听。其顿挫抑扬，令人神志飘逸。”

马思聪是登上上海工部局乐队音乐会舞台的第一位东方小提琴家。作为“技艺已造极峰”“跻身于世界小提琴的佼佼者”，他与纷至沓来的国际知名小提琴家米沙·埃尔曼、克莱斯勒、海菲兹、西盖蒂、津巴利斯特、蒂博等大师比肩，在上海这座“充满了梦想与冒险的都市”(克莱斯勒语)展示其高超的小提琴艺术魅力，此乃划时代之创举——中国小提琴艺术史的第一里程碑。

然而，称马思聪君为“神童”不啻为谬赞，实属误会。

留学法国

1912年5月7日，马思聪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幼年时他对音乐已有浓厚爱好，喜欢吹口琴、弹月琴等。1923年，大哥马思齐自法国带回一把小提琴，马思聪非常喜爱。同年冬，他跟随大哥赴法国学习小提琴。

面对技艺艰深、文献浩如烟海的小提琴世界，11岁方才起步未免为时已晚。况且学琴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3年内他换了5名教师之后，方才考取法国东部的南锡音乐学院专攻小提琴。这对一般的琴童而言，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然而马思聪酷爱音乐，刻苦钻研，每天练琴五六个小时。对这一段经历马思聪不尽满意：“论提琴则弓的运用是错误的……最得益的要算视唱和乐理。”马思聪听觉敏锐，演奏的音准备受夸奖，为日后深造奠定了专业基础。他在南锡音乐学院大考演奏帕格尼尼协奏曲获得最优第二奖，此后，师从巴黎国家歌剧院首席保罗·奥别多菲尓(Paul Oberdoerffer，1874-1941)继续学习小提琴，并随奥别多菲尔夫人学习钢琴。马思聪庆幸地说：“这回才得一位正派的教师，把我从歧途改转来……我所得的东西，无论直接或间接，多由他赐。”

1927年秋，马思聪以拉罗《西班牙交响曲》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布舍利夫(Boucherif)小提琴班，成为第一个考入巴黎音乐学院的中国人。他每天练琴六七个小时，演奏技巧与曲目积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成绩斐然。1929年春学成归国，他在上述粤、港、沪等城市演出，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就。

然而在当年的一片赞扬声中，有一份左翼刊物(《大众文艺》1930年2卷3期)发表了《听马思聪的音乐会》一文，表面上宣扬马思聪是“我们的天才”，实际上却把马思聪列为在外国从事“学习音乐的有闲资产家”，把马思聪音乐会归结为在中国“提倡西洋音乐”，是为一部分小姐和有产阶级服务的。这恰恰预示了马思聪的艺术人生将不断经受社会政治思潮和风暴的冲击，而且愈演愈烈，终致其不得不遭遇死里逃生的厄运。

1931年初，马思聪再度远赴法国，师从作曲家扬科·毕能蓬(Janko Binembaum，1880-1956)专研作曲，经历反复严格的训练获得了和声、作曲的奥妙，艺术修养与哲学视野亦得到全面的充实和提高。

烽火年代的艺术之路

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华民族浴血奋战、艰苦卓绝而漫长的斗争年代里，马思聪并未像文艺界左翼人士断定的那样“好像天上落下来的宝石，非落到美丽小姐手指上不会发亮”，而是将其小提琴的演奏生涯和音乐创作与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成长为一名不负时代使命的杰出音乐家。

1932年初，马思聪结束第二次赴法学业后返回祖国。1932年春，马思聪与同乡、留法同学陈洪创办私立广州音乐学院，任院长，教授小提琴、钢琴和视唱练耳。同年，马思聪和钢琴家王慕理(1910-2000)在上海结婚;翌年，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奔波于沪宁之间。1936年5月，马思聪偕夫人抵达北平。此次北平之行，让他领略了京韵大鼓节奏、旋律之奇特自由，风格新颖。马思聪从收集大鼓的曲调开始，不断地收集祖国各地的中国民歌。

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思聪与家人(有时甚至还要带上几个学生)颠沛流离，辗转于云、贵、桂、川各地，坚持创作、演出、教学和指挥。不论环境与条件多么艰苦，马思聪义无返顾地投入大后方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之中，创作了二十多首抗战歌曲和描写七步硝抗敌斗争的《石鼓口大合唱》(1944)。代表作有《战歌》(梁宗岱词)、《战士们，冲锋啊!》(克锋词)等，还有一首用粤语谱写的《武装保卫华南》(欧阳山词)，曾在广州地区广为流传。作曲家还经常在广东广播电台教唱抗战歌曲。

在接受了严酷的抗战斗争的洗礼与磨砺之后，马思聪坚定了艺术人生的方向：“中国的音乐家们，除了向西洋学习技巧，还要向我们的老百姓学习，他们代表我们的土地、山、平原与河流。新中国的音乐不会是少数人的事，它是蕴藏在四万万颗心里头的一件事。”(马思聪：《中国新音乐的路向》，原载《新音乐》1946第6卷第1期)

抗战时期，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要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在向广大听众普及古典小提琴协奏曲和世界名曲的同时介绍自己的作品。他经常举办为抗日救亡活动募捐义演，单在桂林他就为抗战募捐举办了近10次独奏音乐会。闻名遐迩的《思乡曲》，谱写了亿万人民思乡忧国的家国情怀，是一首抒发了民族灵魂的诗。

抗战胜利后，受到民主运动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马思聪谱写了一系列大合唱。1946年，马思聪和作家端木蕻良合作《抛锚大合唱》和《民主大合唱》，及时抨击镇压民主运动的反动当局，声援民众的正义斗争。《民主大合唱》由当时正在贵阳的“演剧四队”演出，舒模指挥，马思聪钢琴伴奏(可惜钢琴伴奏谱已佚失)。他和诗人金帆合作，连续完成了《祖国大合唱》(1947)和《春天大合唱》(1948)。作曲家在《祖国大合唱》中采用了陕北郿鄂的调子，象征着光明将从延安方面来。马思聪亲自指挥《祖国大合唱》在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和中山大学的演出，受到四千多名听众的热烈欢迎，唱完之后又从头到尾唱了一遍。《祖国大合唱》很快传遍了祖国的各大城市，香港、南洋、日本都在演唱。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马思聪还坚持在器乐曲创作领域勤奋地耕耘开拓。代表作有《B大调钢琴三重奏》(1933)，《摇篮曲》，3首《小提琴奏鸣曲》，《第一回旋曲》，《绥远组曲》(后改名《内蒙组曲》，含史诗、思乡曲、塞外舞曲三章)，《钢琴奏鸣曲》，《第一交响曲》、《西藏音诗》、《跳神》(又名《秋收舞曲》)，《牧歌》和《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1944)等。

作家徐迟曾目睹马思聪在防空洞中创作《第一交响曲》的情景。马思聪满怀信心地说：“写这一首交响曲的动机是明显的——爱国精神、民族风格和英雄气概。”“我想，在交响乐里，我该写我们这浩大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奋斗、忍耐与荣光!”这是一部纪录中华民族抗日烽火年代的音乐史诗，是中国作曲家驾驭古典交响乐套曲形式获得成功的标志。

马思聪创作的中国小提琴作品，题材之广，体裁之多样，作品数量与质量之高，至今无人出其右。上列《摇篮曲》(1935)是中国第一首真正具有专业水准的小提琴独奏曲，从而结束了这个领域自《行路难》(1919)问世16年以来的沉寂与空白。而《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乃是中国小提琴协奏曲之首创。

1948年初，马思聪拒绝在国民党鼓吹内战的《戡乱宣言》上签名，决定离开广东艺专，暂居香港。同年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邀请马思聪全家前往美国，法国里昂音乐学院拟聘他去执教，马思聪都一一拒绝了。他心知肚明：祖国的春天来了!

新中国的文化精英

1949年春，马思聪和欧阳予倩、萨空了等百多名爱国人士，在香港乘船经烟台抵达北平。同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马思聪为新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

1950年6月17日，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举行成立典礼，演出了马思聪《祖国大合唱》(第一乐章)和为迎接全国政协召开而创作的管弦乐《欢喜组曲》，后者被贬为“形式主义”作品，被“撤演”至2007年，长达近60年之久。但马思聪本人并未因此受到任何负面的影响。

马思聪特别重视音乐基础理论课程，认为“视唱这一门功课是学习一切音乐(学问)的基础”。为此，他亲自编写了一本《视唱练习》教材(凡一百首，上海新音乐出版社1953年10月第1版)。迄今为止，全国各大音乐学院之院长亲自作曲编写出版《视唱练习》者，唯有马思聪而已。

一批出自马思聪门下的当代中国小提琴家有：梅振强、陈宗元、黄豪业、温詹美、余富华、阿克俭、杨宝智、彭鼎新、林耀基、刘育熙、盛中国、向泽沛等，而在这一串名单之中还应当包括卓明理、黄晓和、马思宏(马思聪的九弟)和马如龙(马思聪之子)。1945年2月，马思聪为重庆育才学校举办募捐演奏会，并为该校音乐组的杨秉孙、陈贻鑫和杜鸣心等同学辅导小提琴、钢琴和乐理等功课。

当年，马思聪给学生每周上两次课。上课时话语较少，示范较多。他非常重视音阶和琶音练习，强调运弓“用力与放松”、音响与音色的对立统一的艺术观念。在林耀基的心目中，恩师马思聪是他从事小提琴教学“永远尊奉的圭臬”。林耀基继承了马思聪小提琴教学的美学思想和杨柯列维奇的教学法，形成林耀基小提琴教学“匀准美”的核心概念，培养出了胡坤、薛伟、李传韵、陈曦、高参等一大批中国小提琴家和青年才俊，为祖国的小提琴艺术事业赢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59年2月，《人民音乐》刊登《评马思聪先生的独奏音乐会》一文，否定马思聪演奏的西洋古典名曲及其作品《思乡曲》《西藏音诗》等。先生不与夏虫语冰，在年内赴全国各地进行为时两个多月的巡演;翌年夏赴西北地区巡演，深入工厂、农村，与业余小提琴爱好者座谈交流。晚年在其“简历”中他自豪地说：“除创作及教学外，经常到全国各地举行演奏会，除西藏一省外，足迹走遍全国东西南北、各大小城市乡镇。”

1966年，“文革”开始了。同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取消对台湾广播采用的开始音乐《思乡曲》……

出走异乡 魂归故里

1967年，马思聪抵达美国后曾公开发表谈话：“我是音乐家……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出走了……”

客居美国期间，马思聪仍然每天黎明即起，每天坚持伏案创作3至5个小时，并保证每天练琴4至5个小时。他说：“追求我们伟大民族最美的声音这个高目标，一定努力以赴。”《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小提琴二重奏50首》《阿美组曲》(合唱)《高山组曲》(弦乐队)《晚霞》(3幕舞剧)《第三小提琴回旋曲》《第四小提琴回旋曲》《双小提琴协奏曲》《A大调钢琴协奏曲》和歌剧《热碧亚》相继问世。这些创作成果，是马思聪对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最后的贡献，弥足珍贵。

1985年2月，中央音乐学院致函马思聪本人，对他进行彻底平反：“在政治上给马思聪恢复名誉，摘掉‘叛国投敌分子’的帽子，对马思聪后来和台湾的联系不予查问;撤销对他的作品演出和作为教材的禁令……”马思聪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表示：“希望不久我将可以重新驰骋在祖国土地上每一个角落，拥抱全体同胞!”

然而，天不假年。1987年5月20日凌晨，马思聪在美国费城病故，享年75岁。先生终于放下了他那支讴歌祖国和人民的如椽之笔，留下了他的未竟之志：谱写《九歌》(Ballet)……

1990年6月，马思聪研究会正式成立。同年10月3日，中国歌剧舞剧院在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艺术节中演出马思聪作曲的中国舞剧《晚霞》。1992年，马思聪的交响组曲《山林之歌》、小提琴曲《内蒙组曲》入选中国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曲目。2002年5月17日，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在广州艺术博物院隆重揭幕。2007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马思聪全集》(凡七卷加《补遗集》，共10册)。同年，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出版《马思聪音乐作品全集》(音响部分，13CD)。

先生或许未曾想到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城墙上跑马，掉不回那个头……”)竟会成为作曲家本人命运的谶语：30年后，背井离乡，流落异域;又40年后，飘扬过海，魂归故里：2007年12月13日，在《思乡曲》的乐声中，马思聪夫妇的骨灰，在广州市麓湖公园聚芳园安葬。人民音乐家马思聪终于回到了祖国、人民的怀抱之中。

音乐周报  卞祖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