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上午10时“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音乐家吕其明成为29名功勋党员之一，被授予“七一勋章”。他伴随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走进人民大会堂，步履坚定，容光满面。

 

 

 

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家，《红旗颂》是他的代表作品，1965年创作，描绘了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建党百年之际，这首耳熟能详的作品，再次响彻大江南北。

吕其明曾说：“是党把我从一名军人培养成人民音乐家。”吕老一生创作了300多首歌曲，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并为许多经典电影配乐。他的身上展现了作曲家的工匠精神。直到90多岁仍笔耕不辍，创作歌颂白衣天使的作品——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吕其明的音乐人生。

 

 

 

 

他的武器不是枪，而是音乐

 

吕其明出生于安徽无为市，成长于一个革命家庭。抗战时期，父亲吕惠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担任新四军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吕其明从小便受到父亲的巨大影响。

1940年，新四军二师的抗敌剧团要演歌剧《农村曲》，需要小演员演逃难孩子小毛，因为看中吕其明，年仅10岁的他就这样成了抗敌剧团的一员。

那时的吕其明就像进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在那里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他还常常跟团下乡巡演，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了驻扎地便搭戏台，为乡亲们演出。遇到暴雨天气，大家就用草绳绑在一起，以防散失。当时的环境太过艰苦，吕其明时常吃不上饭、洗不上澡、没衣服换，身上到处是“革命虫”（虱子），不得不长期剃光头。

1943年，一次行军路上，吕其明遇到了日本敌军的扫荡，命悬一线。在老百姓的掩护下，他和几位战友蜗居山洞，用茶缸子接雨水喝，撑过七天七夜。敌军曾经拉着老乡逼问山上有没有新四军，老乡们坚称没有。那份“军民鱼水情”让吕其明感佩至今，也成了他日后最重要的创作题材。

在那样残酷、动荡，随时随地有生命之虞的战争年代，吕其明却被点燃了音乐梦。

在1942年春夏之交，团里来了一位中等身材的、瘦弱的、穿着蓝布衣服的先生，先生还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马上挂着一个小提琴盒子。他正是音乐家、教育家贺绿汀。

贺绿汀受邀来此指导工作，三个月里，耐心地教大家上乐理、练合唱。有一天晚上，皓月当空，吕其明远远就听到了琴声，看到贺绿汀在大树下拉小提琴，隐隐约约像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又感动，又陶醉。一曲拉完，一回头，见后面坐了个小孩，贺绿汀很惊讶。聊着聊着，他劝吕其明，12岁正是拉琴的时候，赶快叫爸爸买一把琴。

 

 

当时，部队里连吃饭都成问题，上哪儿买琴去？但这句话在吕其明心里埋下了种子，他开始有了一个拉小提琴的梦。一直到1947年，吕其明被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华东军区有五六把小提琴，他被分到一把，才一偿宿愿。后来，不管部队走到哪里，打什么仗，他都紧紧护着小提琴。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为防国民党部队的包围，新四军由皖江地区向山东撤离，由于叛徒出卖，吕惠生的身份暴露，牺牲时年仅43岁。父亲的不幸，让吕其明悲痛万分。

吕惠生曾在狱中留下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这首诗尽现了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

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影视配乐，让他红遍大江南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五六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

刘知侠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采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

电影《红日》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同样是一首山东风味的歌曲，由吕其明、杨庶正、肖培珩作词、作曲。当时，三人一起到山东采风，爬上一座山，远远看出去，一片片梯田，天上飘着白云，山峦重叠，瞬时诗兴大发，“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你一句我一句，半小时，歌就出来了。

谁来唱呢？三人决定请山东的歌手，随后找到了山东艺校的王音璇。录好音放给摄制组听，大家都蒙了，导演汤晓丹更是半天没讲话。汤导说，王音璇唱得确实好，山东味儿也浓，但不符合影片的需求，剧中的小姑娘才十六七岁，而王音璇的发声和技巧已经很成熟，两人声音对不上、有距离。最后，摄制组找到了上海歌剧院演员、同样是山东人的任桂珍，她录一遍就过了。经过讨论，两位歌唱家的唱片是同时发行的。

影视配乐让吕其明名噪一时，但他却很清楚，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尚缺少系统的音乐教育。1959年，吕其明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作曲和指挥，一学就是7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回过头来看，他始终认为很值得。

 

 

短短一周，写出《红旗颂》

 

自从19岁来到上海，上海便成了吕其明的第二故乡，喝着黄浦江的水长大，他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

初来上海，吕其明和家人被分配住在新乐路147号5楼朝北的房间里。这是一栋修建于1930年代的建筑，内部设计走的西式路线，却忽视了采光和供暖的问题，十分阴冷，冬天即便厚衣加身，依然会被冻得鼻涕直流。就是在这样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里，35岁的吕其明文思如泉涌，仅用短短一周的时间，写出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红旗颂》首演于1965年第6届“上海之春”的开幕式，深情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天安门上空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情景，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管弦乐团联合首演后，迅速传遍全国。

《红旗颂》其实是“上海之春”的命题之作。1965年2月，上海各家文艺院团纷纷报上备选节目，党组捋了一遍后，觉得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不够多，质量也不够高，随后一位老前辈提议吕其明赶写一个。当时的吕其明吓了一跳，连忙摇头，说自己没这个能力，5月就要演出，时间太紧了。但老前辈们都很赞成，觉得提议可行，指挥家黄贻钧甚至建议，乐曲的名字就叫《红旗颂》。

被老前辈们信任、委以重任，吕其明又紧张又兴奋，觉得应该拼搏一次。从哪个角度切入呢？他想到了自己的过去，想到了战争年代，他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一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生活给了他灵感。

吕其明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里，日夜奋战，废寝忘食，写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之后再爬起来作战。

他把自己对天安门、对红旗的热血回忆都写了进去。1951年，吕其明调到北京，在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1951—1954年，每一年的“五一”和“十一”，他都会参加天安门的游行，凌晨4点就去东单候着，一直等到上午10点，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至今还记得，大家都高呼口号，热泪盈眶，把嗓子都喊哑了。那一刻，大家都感觉到，中国人民在以巨大的英雄的步伐，势不可挡地向前进。

红旗和国歌总是如影随形。吕其明也从国歌里取材，取国歌的第一句作为主导动机，加以发展，成为红旗的一个形象，贯穿全曲。此外，他还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地写了“歌颂红旗”的主题，而这也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之一。一个主导动机、一个主题，成就了《红旗颂》。

虽然早就传遍海内外，但吕其明并未放弃对《红旗颂》的打磨。2019年，在作品首演54年后，他才最终定稿——在尾声的配器中加强了国歌的旋律，“我把我自己感觉最完整、最完美的《红旗颂》献给祖国。”吕其明说。

 

只要身体好，会一直写下去

 

八十载艺术路，吕其明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城南旧事》《焦裕禄》等两百多部影视剧配乐，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弦乐合奏《龙华祭》、交响组曲《使命》等十余部大中型器乐作品。

每创作一部作品，他都要求感同身受：写电影《庐山恋》配乐就走访盛产民歌的江西，走遍庐山；写电影《焦裕禄》配乐就奔赴兰考，研习河南的豫剧、河南的民歌；为给纪录片《大庆战歌》作曲，他就深入冰天雪地的大庆，与石油工人们同吃同住，冒着严寒体验生活；而为给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作曲，他又在鞍钢生活了近两个月，深扎厂房，访问劳模……

 

 

在吕其明看来，待在上海的亭子间里闭门造车是不行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有走到生活中间，才会有最真切、最激情、最生动的感受，才会打开写作的想象力。

吕其明曾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要身体好，脑子不糊涂，我就会一直写下去。”如今，吕其明依旧笔耕不辍，在90岁写出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在91岁创作出弦乐合奏《祭》。对他来说，这两部新鲜出炉的作品与《红旗颂》同等分量，都是他迎接建党100周年的激情表达。

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创作于2020年疫情最严重时期。吕其明从新闻里目睹万千白衣战士舍小家、为大家，英勇驰援武汉，奋战在第一线，以电影《白求恩大夫》的音乐为素材，用半年时间打磨和提升，创作出一部17分钟的单乐章随想曲，以歌颂白衣天使不畏艰险、救死扶伤的精神。

弦乐合奏《祭》则有感于他在2021年春节看到中国战胜疫情、脱贫攻坚的报道。“能活在当代中国，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老人。”吕其明说。他回想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很多战友倒下了，他的父亲也牺牲了，没有千百万革命先烈，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于是创作出《祭》，“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所以作品取名祭奠的‘祭’。”吕其明介绍。

这么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同时，他坦言，自己没有高深的作曲技巧，只用最适合的技巧表现他的需要。曾有人问作曲家贺绿汀，他的音乐修养那么深，为什么很多作品只用了一些简单的和弦，贺老回说“够了”，吕其明对此深表认同并说：“我的作品里都是非常一般的技术，包括《红旗颂》，越单纯可能大家越喜欢，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

 

 

吕其明自认为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如果一定要定位，最合适的“帽子”是抗日老战士、烈士后代，外加作曲家，“这些年，我认为我尽了力，但也没有很大的功劳和成绩，其他的帽子都不合适。”吕其明说。

“人生的晚霞依然是美丽的、精彩的、有意义的”2019年，在发布个人传记《人生步步是音符》时，吕其明动情说道：“用我全部的赤诚，毕生的精力，热情讴歌亲爱的祖国和人民，这就是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