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媒消息，当地时间28日，著名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于当日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12月29日凌晨，这一悲伤的消息在国内逐渐传播开来，乐界哀恸，钢琴家李云迪、郎朗等音乐届以及文化届人士纷纷发文，悼念这位风骨自在的“钢琴诗人”。

    “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

    1934年3月10日，傅聪出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傅雷是中国著名的学者、艺术理论家和翻译家。七岁半开始学习钢琴，拜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帕器为师，在其门下受教三年。1951年，傅聪再拜苏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为师。

   1954年，傅聪赴波兰留学，1955年3月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1959年起为了艺术背井离乡，轰动一时，此后便纵身驰骋于国际音乐舞台，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他尤其擅长演奏肖邦、莫扎特、德彪西的钢琴作品，演奏格外富有中国韵味和东方诗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傅聪就已被《时代》杂志誉为“中国当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而谈到傅聪，也不得不提他的父亲傅雷和著名的《傅雷家书》。早年，傅聪前往波兰学习时，父亲傅雷临别赠言：“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此后数十年，傅聪继承了父亲的意志，怀揣一颗赤子之心，以中国文人的傲骨和音乐家的悲情的一路走来。他曾被已故德国大文豪赫尔曼·赫兹称为“肖邦作品的真正诠释者”，令人唏嘘的是，傅聪与肖邦有着某种相似的经历：离开故土多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曾来得及回到出生的地方。

   怀抱赤子之心，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一个艺术家，永远要保持赤子之心。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孤独的，只有孤独才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让这个新的世界去温暖、安慰更多孤独的人。”这是《傅雷家书》中一句广为流传的教诲。在中国钢琴界，傅聪是高山仰止般的存在，他的故事与言传身教，也影响了几代中国钢琴家的成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袁芳还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高二时，就曾在当时的北京21世纪剧院听过傅聪与玛塔·阿格里奇的音乐会，两位钢琴家之间的友情故事和艺术共振令她格外感动，袁芳和众多狂热的中国乐迷们将节目单伸进剧院半地下室一般的后台请他们签名，盛况犹在眼前。

   在袁芳眼中，傅聪始终是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而这座桥梁的搭建，不仅源于傅聪对于肖邦作品超乎波兰人预料的演绎程度，更在于他将熟稔于心的中国古典文化融入演奏之中。早年在父亲的教育下，傅聪熟读中国传统典籍，尤其偏爱李后主李煜的诗词，更是通过演奏肖邦，找到了自己与肖邦、李煜之间的共鸣。此外，她也认为地道的外语表达，成为了傅聪得以准确、深邃地理解、表达艺术观点和东方文化的重要原因。

   以做学问的态度做音乐，以言传身教激励后辈

   1976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会。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如今，不少活跃于国内外的优秀中国钢琴家都曾聆听过傅聪的大师课。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副系主任、钢琴家孙颖迪记得，自己在上音求学之时，最盼望的就是傅老来学校上课，“只要傅老来上海，或者经过上海，都会来上音上课。就在当时的小礼堂，那个场景可以用‘高朋满座’来形容。”

   “傅老上课‘力道很猛’，大量精彩的演绎加讲解，如同一位处于极盛时期的书法家的能量输出。他总能在西方的作品中找到东方意境上的某种呼应，令人叹为观止。”孙颖迪曾在大师课上得到过傅聪的面授，他眼中，课堂上的傅聪，已经不完全是外界定义的“钢琴诗人”的形象，而是如同“‘古代的读书人’一般，以做学问的态度做音乐，于世道中探索。”比如，傅聪在启发学生时不仅仅从音乐本体出发，他也会以自己最喜欢的山水用墨大家黄宾虹的作品启发学生，以其中用墨随意、浓稠淡抹，残局布控、间断时续等手法进行讲授，他也曾在课上将莫扎特喻作“孙悟空和贾宝玉的结合体”，让学子们“在摸不到边际的音乐世界中找到精髓”。如今，在上音任教的孙颖迪，仍会在课堂上援引当年傅聪讲课中的内容，“斯人已逝，但傅老的精神早已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会无时无刻地用音乐缅怀他。”

   从深圳走向国际舞台的青年钢琴家罗维在以优异成绩考入柯蒂斯音乐学院之前，就曾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聆听过傅聪的大师课。“极度的浪漫和严谨”是当时年幼的她从课堂上体会到的关键词。她说，“严谨”来自傅聪在课堂上“一个音、一个音的抠细节”和他因练琴而总是缠着纱布或戴着手套的双手；而“浪漫”则是“敢于发现，承认并追求自己内心深处所想。当然这需要极大的自律和自我认知，不被其他因素干扰。”在她心中，傅聪是一位极度纯粹的艺术家老前辈，“这种大情怀这在当代越来越少了，需要我们年轻艺术家好好学习！”

   多次来深，勤勉专注中见大师风范

   傅聪也曾多次受邀来到深圳。其中，受深圳市演出有限公司邀请，傅聪曾于2006年、2007年、2008年来到深圳，参加深圳中外艺术精品演出季，文博会艺术节等活动。据深演的工作人员回忆，傅聪每场演出前都要以温水泡手舒缓，而后开启长达数小时的练琴，日日、场场如此。

   2011年3月，一向低调而不愿接受媒体采访的傅聪少有地在深圳在公众面前与深圳媒体与乐评人展开了一场对话。作为三位对谈嘉宾之一的著名乐评人辜晓进于文章中回忆当时：

   “我和他走上台时求证了一个坊间传说，即巴伦博伊姆和杜普蕾是在傅聪家里相识的，傅聪是这对恋人的实际介绍人。他说是的。”

   “那天对话，傅聪兴致极高，常常开怀大笑，这是我这么多年从未见过的。他从音乐演奏到音乐理解乃至音乐人生，侃侃而谈，还谈到对一些钢琴大师的评价，例如阿劳。他说‘阿劳（的作品）我永远认得出来，因为他非常忠实于原著’。谈话中，纳兰性德的诗词他也脱口而出，令人想到这是一位家学渊源、受过深厚中国文化熏陶的艺术家。”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辜晓进表示傅聪晚年的音乐会总是独奏会，“问他为何不演奏协奏曲，他说与乐队合作受牵制大，双方默契也很重要。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排演。”辜晓进认为这也与傅聪孤独、自我的性格有所关系。“但每场音乐会前，傅聪都会专注练琴至少4小时，甚至6、7小时。他表示过这不完全是技术上的准备，而是要找到一种感觉，想捕捉到新的灵感放到演出中去，产生出与以往不同的阐释。这是他对艺术的态度。”

    辜晓进观看过傅聪的多场现场演奏，他认为傅聪是一位“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永远在思考的艺术家”。他认为，傅聪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始终是处于巅峰状态的，因为“他并不因名气而懒惰，几乎没有社会活动，沉浸于音乐而对外界的杂音无暇反应，这是很难得的。”

（作者：深圳特区报记者 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