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日后成就，往往是从徘徊中走出来的，甚至可能把大部分生命用在与终极目标完全不同的试探中。一开始没找准路，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却也是一个人认清自己的必要成本，是最终选择和确定方向的前提。东奔西投，才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哪条道走得通。于是，有了后来迈开大步的直行。

是什么让管平湖的人生蜕变，从两头不著岸的游弋，幡然回身，再无他顾，一路迈上现代“琴圣” 的“头把交椅”?

管平湖的老师很多。1923年，他到苏州天平山，遇福建武夷山琴家悟澄和尚，学习“武彝山人”指法及用谱规则。1928年，在山东济南师从道士秦鹤鸣学“川派”琴曲《流水》。传自张孔山的这首古曲，从此成为他的看家之作，人称“管流水”，与“查潇湘”(查阜西善弹《潇湘云》)齐名。

上述这条线，是管平湖成名成家后被人看重的师承脉络，但其时的管平湖，并未把功夫全放在琴上，专功是绘画。当社会忽视一项技能因而使其从艺者不能获得正常收入以及相应的附加值时，以此为生的人，数量自然微乎其微。要养家糊口，必须掌握其他技艺。1920年，管平湖入“中国画学研究会”，1926年入“湖社画会”。“湖社画会”是金开藩在其父金城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分裂出来的分会。从此，管平湖始用“平湖”之名。金城旧号“藕湖”，为了纪念，弟子们均以“湖”字为号。

绘画书法，技非一流，琴学造诣，技压群芳。两相比较，王世襄觉得，早年花费那么多时间用于学非所长，未能专心于最能体现其价值的琴学，自然是浪费生命。能够正确评价其绘画技能和琴学造诣的王世襄，不免为年轻时代的朋友叹惋，因为他知道，管平湖走上正道时已经年过半百。时代暗淡，无力专一。据王迪回忆，20世纪40年代末，是管平湖生活最充满挫折感的时光。他一人独住的小屋，徒有四壁。那是一个两间正房之间搭建的临时小房，经过门道到达一扇已经损坏的门扉。房中除了一张门板草草搭建的床和一张桌子(用以放琴)，其他什么都没有。冬天冰冷，夏天闷热，任何人都不愿探身的“洞”，畏缩着一代“国手”。1949前夕，越发窘困，生活拮据，惨不忍睹，只能靠画幻灯片糊口。管先生在艺术上是多才多艺，但在生活上却是多灾多难。他少年丧父，家道中落⋯⋯那时，他家徒四壁，囊空如洗，不得不白日教学，深夜作画。

▲管平湖画作

管平湖一生贫困，与妻几度仳离，近蹴居东直门南小街慧昭寺六号，一身以外无长物矣。十三龄即遭父丧，但十二岁时父曾以小琴授其短曲，故仍认父为蒙师。管亦能作画，善用青绿，惜未成名，则失学故也。五六年来，有私徒十余人，郑珉中、溥雪斋、王世襄夫人、沈幼皆是。叉曾在燕京艺校等处授琴，此其惟一职业。

除了几位学生，穷困潦倒的琴人，濒临绝境。王迪与家庭富裕的沈幼，每星期轮流供养他。沈幼是大家闺秀，50年代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王迪家庭富裕。两人宅心仁厚，怜馈食饮，管平湖才得苟且自度。王、沈的接济，使没有职业的管平湖，生活上勉强算是有点着落，不然难以想象。说管平湖不运气也是，运气也是，最难之时，遇到了两位善良又有能力接济他的学生。某种程度上说，王迪对现代琴学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赡养了管平湖，让最后登上琴坛顶峰的人，没有夭折于“黎明前的黑暗”。

管平湖自理能力极差，不问世间纷扰。然而一旦触碰朱丝，便出手不凡。这的确是一种极端品性，许多杰出人物如此。设想一下，如果有个白痴，就喜欢弹琴，没钱也行，没官也行，没女人也行，没家也行，什么都没有也行，只要一辈子弹琴就行。现代人会说：“还不如死了算”。然而，做到此点的，要么是白痴，要么是天才。文史界的顾颉刚，数学界的陈景润，琴学界的管平湖，均属此类。平日里面对俗情琐事，既不放在眼里，也不走心，但对于痴迷之事，却一门心思，穷追不舍。双目紧盯云汉之外，专注度达到一般人难以达及的程度，攀登高度也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当他身上每一根纤维都集中在他所读的东西上面，好像已将肉体存在的知觉失掉了，只凭了他的内慧在活着，他这内慧的范围变得异常扩大。”如今，这类“闭门拒跃，专精趋学”的人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大师。

大部分人穿衣吃饭，生儿育女，身为世俗所系，心为形役所累。只有奇人，“阖门守静，不交当世，冲素简淡，器量馈然”。到了人生成熟阶段，一飞冲天，金石成声。

现在看来，是旧社会的羁旅和磨难，彻底改变了富家子弟的旧习与琴风。压抑和扭曲以及缘于压抑和扭曲而积蓄的能量，一旦找到一方借力口，便会涌向狭小缝隙，腾起湍急的巨浪。于是，一缕强光，照人琴史。寂寞与激愤，成就了大气磅礴、恢宏凝重的琴风。琴救了管平湖，反过来，他也救了琴。

王迪回忆说，当时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上学的她，把管平湖的情况告知正在招兵买马的杨荫浏。杨荫浏、李元庆求贤若渴。“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人们赞美杨荫浏、李元庆的“磁性人格”，实非“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词所能概括，其中还包括“阅人无数”的判断，对管平湖的招聘和礼遇就是如此。使独行君子“效功于当世”，使间巷之士“轨于正义”，吸纳天下俊杰，燮定一干琴人，是研究基地屹立于世的成功关键。

那个时候，单位进人还没有现在这么复杂，领导同意了，人就进来了，没什么批名额、转人事档案之类的麻烦事。于是，王迪领着管平湖，从北京坐上火车到了天津，就算找到“组织”了。进中央音乐学院大门时，夹着铺盖卷的管平湖，被“传达”拦下，说什么也不让进，因为他穿的“太不像样了”。

王迪解释，这是“研究部”新来的“研究员”，才算放行。这个细节足以说明管平湖当时几近“叫花子”的外表。

管平湖被“研究部” 正式聘为“副研究员”，月薪177元，这在当时相当于“厅局级”“高干”。发工资的单位让漂泊不定的琴人成了“公家人”。许久没有的“玉软香温”“吃穿无忧” 的日子，让他获得了专心致志的基础。拿到第一个月薪水后，他毫无犹豫地走进天津的“狗不理”，吃了数年来的第一顿大餐。

管平湖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算是“上了道”。人也待住了，心也待住了，重要的是，人生观、价值观逐渐改观。不但认清了自己，也认清了琴学。

学术集体让他理清思路，告别来路，义无反顾，快步向前。此后，定位准确，开始了生命的精彩——任何时候都不能相比的精彩。他甩开膀子，大展宏图，脚踏实地，展露丰颜。虽然放下了绘画，却开始绘制他的人生大画了。

管平湖一生没有留下太多文字，除了打谱心得，不愿多谈。到底是不适于留下文字的时代让他多了一层警觉还是天性不喜文字表达?无论如何，他留下了无与伦比的音响。游离于文字之外的深思，也许并不在于证明其天性，但确实证明了他的生命更适合在琴弦上表达。还有一个领域，更能证明他的价值。“打谱”— —一种激活故纸堆里一首首惊世之曲的复杂工程，等着他用那双搓过煤球、砍过劈柴、点过炉火、最终放回琴弦的粗糙大手，横空出世呢。这项半是解读、半是注疏、半是古人、半是今人、半是和鸣、半是独响的领域，才是让他照古腾今的高台。

恢复琴学的过程中，开创者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打谱。能够弹琴不等于能够打谱，能够打谱不等于有条件打谱。

打谱是要通过长期劳动，才能使书面上没有标明拍子的古谱变成声音。它的劳动程度，不亚于创作。

像他这样持续打谱几十年的人很少。

管平湖成功的“秘密武器”，是有位能把老师的打谱写成五线谱的学生。王迪不但帮着他把凌乱潦草的谱页梳理好，也把他的生活打理好。

管平湖后来一直跟着王迪生活。

1966年，管平湖的肝硬化日益严重。一是因为“特殊时期”初期的惊吓所致。被打的人就在眼前，让他想到自己的结局。恐惧是一堆放射着血光的阴影，容易传染并导致萎靡。那段岁月，他的身体急剧衰弱。二是喝酒。嗜酒是管平湖失意时养成的习惯，积习难改，王迪的控制并不见效，他总是趁着王迪不在时偷着喝。某种意义上说，酒更像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日渐积累，深烙习性。傍晚，他常常懒洋洋地躲到护城河边偷偷“发昏”。无疑，“特殊时期”使管平湖失去了分辨力，空穴来风就足以触动衰弱神经。他变得气力不足，老态渐出。

1967年3月28日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