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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叶云川：中国的音乐没有进入普世价值
2016-11-18 03:33:39 发表 | 来源：北京晨报
 


 
 
　　叩门主流类奖项
　　如果说世界上每一个音乐人都有格莱美情结也许有些夸张，但格莱美这三个字在音乐人心中的意义和分量也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在2001年谭盾的《卧虎藏龙》拿下格莱美最佳电影原创音乐专辑奖之后，中国音乐开始与格莱美拉近了距离，但遗憾的是华人艺术家入围的基本都是器乐类奖项，而不是主流类奖项。我们离格莱美有多远？这个问题反复被提起，与国际潮流有着巨大反差的中国传统音乐是否能帮我们敲开格莱美的大门？很多中国音乐人正在寻找答案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如何参加格莱美？不是去观看颁奖礼、不是去走红毯、也不是去登台表演，而是让自己的作品进入评委的播放器里，经过评选、入围、提名等一个又一个环节，最终等待信封开启、公布答案、加冕皇冠的那一刻。2008年郎朗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1号和4号》获得“最佳乐器独奏奖”提名；在《卧虎藏龙》之后，谭盾在2009年以歌剧《秦始皇》再度获得格莱美最佳歌剧唱片提名。最终这两张作品都未得奖，而这些离奖杯一步之遥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更令人唏嘘。
　　距离一步步缩短
　　叶云川是当下正在苦苦追寻格莱美的中国音乐人之一，他是为数不多的在格莱美注册的中国会员，每年都自费把作品邮寄到美国参加评选，这是一个听上去简单但做起来极为复杂的事情。这位中国传统民乐的制作人有很深的格莱美情结，而格莱美带给他的感受则是有点“酸”，“有一次我去美国拜访一位音乐大师，他家里摆着七八个格莱美奖杯，看得我心里酸酸的。一开始看我是中国来的根本不搭理我，说‘你下午再来吧，我还要去修车’。我只好下午再去，当我把《玫瑰三愿》放出来的时候，老人家一下就被吸引了，他把我推到房间中间最好的听觉位置和我一起听，手还搭在我的椅背上。”
　　“希望中国音乐人找好平衡。学习欧美是不错，但中国本身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如果没有好好保护和利用，而是被丢弃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格莱美主席尼尔·博特诺在谈到中国音乐和格莱美的距离时曾经这样说。而谭盾也曾有与此不谋而合的观点，“华人的音乐应该首先要宽，就是要面向世界舞台；其次是要深，就是要扎根自己的文化很深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创新。”当叶云川制作的中国传统音乐打动了美国音乐家时，我们看到了距离的一步步缩短，“我当时特别有满足感。后来我们就成为朋友，每年圣诞节都寄贺卡。这事让我觉得自己值得继续做更好的作品。”
　　2003年伴随着一张竹乐器演奏专辑《竹宴》的面世，瑞鸣音乐这一全新的音乐品牌诞生。走过十年光景，它在国内外发烧友听众中赢得了优质口碑，甚至在匈牙利、西班牙、立陶宛、越南、泰国、波兰等许多国家也都能听到瑞鸣的音乐。它的作品多次入围中国十大发烧唱片榜、获邀参加戛纳国际唱片大展，还曾经让中国的传统民乐走进了格莱美。作为这家独立音乐品牌的创始人，叶云川毫不掩饰他对格莱美奖杯的期冀，当下新鲜出炉的《天人合一Ⅱ》和《一路莲花》两张专辑未来也将踏上它们的格莱美之路，“我要让做音乐、学音乐的人看到，做传统民乐的人并没有饿死，反而可以登上格莱美的舞台。”
　　刻意追逐格莱美
　　2008年叶云川制作发行了《藏密》，其中既包含原汁原味的藏族民间音乐形式，也收录了西藏昔日宫廷乐和专业古典音乐的曲目。这张专辑进入了格莱美那些严苛评委的眼帘，虽然最终止步前20名，但叶云川的格莱美之梦却并未因此停下。
　　北京晨报：那次格莱美的经历和您所获得的其他奖项有没有不同意义？
　　叶云川：在过去十年里我总共拿到过97个奖杯，这些都不是我刻意争取的，唯有格莱美是刻意的。2008年《藏密》在达到前20位时刹住了，喜多郎当年的作品也排在《藏密》后边。我本身是格莱美协会的会员，也是刻意加入的。今年出的《天人合一Ⅱ》和《一路莲花》我也都会送去参加格莱美。
　　北京晨报：格莱美对中国音乐人来说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差距在哪里？
　　叶云川：观念。我们的音乐没有进入普世价值，只是展示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样的，而不是作为地球人文明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普世价值是前提，如果做不到就无法跟世界对话。美国的流行音乐很强大，我们的作品只能被分在世界音乐这一类里。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的音像店，巴黎有一家六七层楼的大型唱片店，只有一张小桌子那么大的地方摆着世界音乐，中国的跟伊朗、土耳其、喀麦隆的作品放在一起。我还带着作品去过几届戛纳音乐节的展览，销量是零。很多人见了中国展区都绕着走，而加勒比展区则非常火。在美国当红的蕾哈娜来自东加勒比海国家巴巴多斯，她那种带着金属质感的声音契合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状态。
　　北京晨报：有什么方法让中国的传统音乐被国际接受？
　　叶云川：我推广过一个“肉包子”计划，给很多国外的客户发电邮，说我愿意出运费把唱片寄给他们，只要他们愿意做我们的推广。从国内邮寄唱片到欧洲一张的邮费是二十块，结果是很多“肉包子”最后都没有回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刻意追逐格莱美，要让做音乐、学音乐的人看到，做传统民乐的人并没有饿死，反而可以登上格莱美的舞台。我曾经梦见自己站在格莱美的舞台上领奖，结果英文说错了。一个朋友起初说我不现实，但当他看见我的听众越来越多的时候，就知道我说的不是梦话。
　　长城脚下录音乐
　　叶云川以独特创新的想法赋予中国传统音乐崭新的面貌，去年他联手录音大师李大康以及六位演奏家走出录音棚来到了居庸关长城脚下，在群山绿水之中完成了《天人合一》，今年他又携手当代古琴演奏家赵家珍推出了《天人合一Ⅱ》。
　　在过去十年里叶云川做了不到五十张，几乎算是低产了，但每一张都可圈可点。创新是叶云川对音乐的首要诉求，在很多作品开始的时候，他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录音棚门口也只好写上“叶云川做怪东西”。叶云川今年还要做七八种不同题材的作品，其中正在制作的是李玉刚的新专辑，他要在李玉刚身上找到新的世界。
　　北京晨报：在五十张作品中几乎没有重复的类型，原因是什么？
　　叶云川：我没有做到过第三次重复的东西。《一路莲花》一直到录了三个月之后，才终于成了，之前三个月我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录音棚门口写着“叶云川做怪东西”。如果你做的是确定的东西，也就意味着你和前边无数人是一样的，没有意义也没有贡献。我的音乐是做给普通大众的，比如我做过一张评弹专辑，听众反馈其实评弹很容易接受，而不是想象中的苏州特有的语言。这相当于教育普及。
　　北京晨报：目前正在做什么样的作品？
　　叶云川：这个月正在做李玉刚的专辑，主题是“民国旧梦”。其中有中国传统音乐，还有西洋乐摇摆乐，民国就是一个中西方大融合的年代。视觉上的旗袍长衫和李玉刚的真假声都在展示着这种中国情怀。民国时候我们有很多美的东西，网上曾经有人把民国女子和法国第一夫人的照片放一起对比，气质品位一点都不比对方差，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找回来呢，我想把李玉刚的专辑变成对这种情怀的追寻。
　　北京晨报：和李玉刚合作有什么感受？
　　叶云川：李玉刚是个东北小伙儿，你要让他演绎出老上海的民国情怀确实有点难，那种曲里拐弯的调调对他来说是个挑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调整他的习惯，中国人不擅长摇摆乐、不擅长节奏，我跟他说：“咱俩要用一个月的时间试唱。”其实一个月他能做很多商演，赚很多钱，但他说：“把我交给叶老师就好了。”这是人与人之间很难得的信任，我很开心。也许你们听到后不一定会都满意，但我们真的都尽最大的努力了。
　　北京晨报：为什么要到长城脚下录音？
　　叶云川：做《天人合一》的前十五天我们在录音棚里录，里边的空气是死循环，可能三十年没换过了。后来我找到几位年轻的音乐学院的老师，问他们愿不愿意跟我尝试一下去户外录音。等我们到了山上就发现，这才是中国人的精神方式，我们的精神是基于山水、而不是殿堂。有首曲子没放到专辑中，因为录音时古筝引来了乌鸦叫，你弹一下它就叫一声，弹奏者几次都没忍住笑场了。后来想想这一点也不奇怪，西方的古典音乐创作基于哲学思考，中国的则是和山水自然之间的对话。录音过程中我曾经看到两次鱼蹦起来，才知道沉鱼落雁不是生造的，见到四大美人真的会闭月羞花。做中国传统音乐，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氛围。
　　北京晨报：周围的人接受您这种不走寻常路的创作方式吗？
　　叶云川：我做过56个民族的音乐，几乎录过所有的乐器，比如拇指琴、广西用的独弦琴，树叶、口弦我也都录过，教过很多学费，产生一些所谓的价值。在中国像我一样在做这些事情的大概只有个位数了。大家都问我，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同样的时间我可以用来教学生，坐在家里教学生收钱比我做唱片赚得多。我现在做的事情给钱又少要求又高，只是用理想忽悠人，也有人说我是傻帽。有的演奏者说演一遍就行了，第二遍拷贝吧。但拷贝出来的是有情感的吗？我的每个作品出来都有一批基础受众，有一个发烧友会同时买我做的黄梅戏和爵士乐两种完全不相关的专辑，因为他知道你一定有创造力的。有人仰望我，我就有责任，而不只是“干活”。
　　北京晨报：要求高意味着成本高，这方面问题有没有困扰过您？
　　叶云川：2011年我做过一张《琴·赵家珍》，租用了好几张价值昂贵的琴，有来自唐朝和元朝的古琴，还有一张价值500万欧元。我要用最好的方式呈现我想表达的内容，只求最贵！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0届美国独立音乐奖，当时有一千多个竞争者。当然成本也困扰我，我每次到国外就顺便买几美金的衣服，但如果说乐队需要多一些人才丰满，我会毫不犹豫地增加预算，一分钟就要多花一两万。我给自己的作品都打60分，因为在我心中它们都可以更好，如果可以再从容一点、如果有足够的经费……我以这样的心态要求自己。因为唱片永远要跟全世界比，这种竞争的残酷要比电视剧、演出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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