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流行音乐 > 流行音乐人 > 正文
北京一呆十年,台湾制作人说:年轻创作者先准备好吃苦
2016-10-12 18:59:51 发表 | 来源:音乐财经
 

网络上,关于黄庆元的资料并不多。比较容易看到的是他为一次活动录制的宣传视频。画面中的黄庆元坐在录音棚里,面对镜头不紧不慢地讲话,他的双手叠放在膝盖上,神情带着几分冷峻。

这个视频使我一度以为,这位曾为张学友制作《吻别》专辑的台湾音乐制作人是一位非常严肃的人。但见到他的第一面便打消了我的顾虑,“吃过饭了吗?”他非常热情地同我寒暄。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他是一个思维活跃、十分健谈的人。

今年已经是黄庆元在北京生活的第十年。他曾是90年代台湾流行乐鼎盛时期的见证者,除了张学友,他还曾担任过蔡琴、童安格、刘德华、草蜢等艺人和组合的专辑制作人,《祝福》、《爱与哀愁》和《失恋阵线联盟》等当年的热门专辑也都出自他手。

台湾唱片工业衰落之后,和很多同行一样,黄庆元也选择北上,来到内地发展。

“当初来也是因为一个歌手,一个朋友希望我来帮他写一些歌、制作一些歌曲。做完后我就一直留在这儿,本来想呆半年时间,结果一呆就是十年。”黄庆元回忆起最初来到北京的经历。在这之前的2000年,他也曾在上海的唱片公司工作了两年,在他眼中,上海“其实是跟台北类似的一个城市”。希望寻求新鲜感和陌生感的黄庆元最终选择了在北京落脚,还是因为北京“更接地气”。

这和黄庆元对摇滚乐的爱好不无关系。90年代台湾流行乐最红火的时候,来自内地的一股摇滚乐风潮也吹到了宝岛。崔健、唐朝、黑豹、魔岩三杰……这些曾深刻影响过大陆一代人的摇滚标志性人物,也激发了当时很多台湾人心中的热情。黄庆元也是被内地摇滚乐影响的一批台湾人,他喜欢摇滚乐的“粗犷”、“真实”和“不装模作样”,在他看来,摇滚乐“非常具有生命力”。

虽然在当时,不论是在唱片工业体系内还是体系外,台湾也有很多摇滚乐队,但出于生存的考量,黄庆元最终选择了进入唱片工业体系做一名音乐制作人,“当时台湾的市场比较小,这些乐团也都蛮辛苦的,赚不到什么钱,如果不来大陆的话更赚不到什么钱。”

现在身在北京的黄庆元,还是会不时关注台湾的原创音乐。当谈到今年在内地颇受欢迎的台湾乐队草东没有派对时,他的言语中还是充满了惊喜,“我听到草东的歌时,心里还蛮自豪的……他们唱歌没有什么负担,不会装腔作势,不会像个主流歌手故作姿态,而是很自然、很真实地在唱。”

听得出,这位乐坛的老前辈对于后辈依旧充满了关怀与寄托。对于现在一些年轻创作者身上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创作状态,黄庆元表现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担忧。他自己非常希望能够从事音乐教育的相关工作。“我们这批人其实能创造一个环境,以我们的经验来影响年轻人。在这个环境里,年轻的创作者也可以相互切磋,共同合作,创造出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

“合作”是黄庆元在交谈中被反复提及的一个词。多年在唱片行业的工作经验让他相信,好作品离不开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不管是艺人和制作人,还是词作者和曲作者,“聪明的艺人或者是聪明的团队是要结合很多人的力量,他的音乐才能做得好,从业者一定要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

采访结束临近告别的时候,我照例送上了我的祝愿,黄的回应让人感觉充满了希望,“我一时半会儿是不会退休的,一直到做不动为止。”

台湾流行乐曾在大陆风靡一时,但现在台湾流行乐的影响力式微,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黄庆元:其实这个现象很正常,并不能简单地说台湾流行乐式微,而是时代在改变。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张唱片需要用更多的资金来做。唱片公司需要生存,所以就变成很多歌手自己花钱做唱片,然后交给唱片公司发行。唱片公司不花成本只是帮他发行而已,所以这种唱片多了以后,就会变得比较差。

以前台湾的唱片公司是不做艺人经纪的,艺人有自己的经纪公司。他们签约、拍广告都是通过经纪公司,唱片公司的角色是配合他们做唱片,然后发表、卖CD、卖卡带,得到的收入就分给歌手版税。但现在唱片公司没办法,签歌手的时候也要签他的经纪,这样才能存活下来。

因此唱片公司投资的重点都是那些成本低还能赚大钱的歌手,开始不喜欢跟我们这些人合作,嫌我们太贵。其实我们并不是贵,价格一直都是这样,只是现在看起来贵了。所以台湾唱片行业很多人才都离开了,去到其他行业或是别的地方继续做音乐,因为唱片公司养不起这些人。

台湾现在的唱片公司都觉得少亏为盈,只要小亏就很满意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段时间就是一个寒冬期,人才离开之后台湾流行乐的盛况就往下走了。所以现在很多优秀的人也不是太想走这条路,每年即使有新人也不是那么优秀,都不如以往了,没有什么特色。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台湾流行乐衰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陆也有一些流行音乐崛起了。大陆一些当红歌手现在的收入是天文数字,也比港台艺人要有更多机会。大陆也有更多年轻人愿意从事创作,变得越来越厉害。虽然台湾现在也有创作人,但是越来越少愿意从事这个行业,这是非常可惜。

台湾独立音乐近几年在大陆反而更受欢迎,今年草东没有派对在大陆的爆红就是一个例子,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黄庆元:台湾以前其实一直都有这样的团体存在,因为毕竟不是主流,他们在台湾的主流市场往往不受重视。但是现在有网络,他们可以在网络上有一批“死硬派”粉丝。有些在台湾名气不大,可是在这边却收到很大的回响,一开始我也感觉很讶异。

后来我听到草东的歌,觉得他们的东西还蛮有生命力的,对我来说还蛮自豪的。草东在这些团体中算是非常突出的,可能也是因为网络吧,不透过网络也不太可能有人知道,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大陆听众的感觉有时候比台湾还准。

我觉得台湾独立音乐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唱歌没有什么负担,不会装腔作势,不会像个主流歌手故作姿态,而是很自然、很真实地在唱。事实上在大陆,听众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搞摇滚的都是这种唱法。其实草东的歌可能不是最好的,演奏也不是特别厉害,但就是很实在,听他们的歌没有压力。

草东之前在台湾反而没什么演出机会,就是因为台湾听众还是喜欢看明星,或者是乐队加一个明星。我比较担心的是一些独立乐队会跟主流音乐做妥协,如果他们签唱片公司的话,唱片公司老板绝对在想,我要把他们做起来、我要改变他们、我要想办法让他们变成主流。一变成主流就惨了,不能保持原味了。

如何看待目前内地原创音乐的发展现状?

黄庆元:其实我一直很关心现在音乐行业的年轻人。因为我们以前的环境比较单纯,没有网络,有才华的人必须和唱片公司合作,譬如说进入唱片公司体系去当一个制作人,公司再找歌手来让你做。

年轻的时候我很幸运在宝丽金唱片公司(注:曾是世界上最著名、规模最大的唱片公司,1999年被环球唱片集团收购)。宝丽金当时有很多港星,台湾很多很有个性的艺人,比如童安格和张镐哲也都是我们公司的。在唱片公司工作必须要有实力,如果一年里做不出什么成果老板可能就不要你了。

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个创作者的作品要被发表,必须透过自己的公司或者别的歌手帮你唱出来,否则的话就很难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因此,台湾唱片业在那时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才会产生很多好的作品,人们听到的都是千锤百炼过后留下来的优胜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能形成一个很良善的循环。

但是现在网络发达以后,年轻人不会像我们那时没有机会发表作品了。发表作品变得很容易,炒作出来的东西也会有人听。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很容易养成一些坏习惯,专辑随便做,自己随便唱,不管唱得好不好。所以这就造成了音乐作品的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歌曲量变得很庞大,大家不知道听谁的,而且大部分都不太好听。

年轻人都太急功好利了,他们不觉得一首歌千锤百炼是好事,急着就发表,他们缺乏我们那个时候的磨炼,也缺乏一种胸襟,不去跟别人合作。他们可能都想把名利留给自己,结果反而一直弄不到名利,因为你缺了什么东西自己都搞不清楚。

现在很多台湾音乐人都选择来大陆发展,那么你觉得台湾音乐人的到来会给大陆的音乐产业带来提升吗?

黄庆元:我觉得也不能讲是提升,而是一种观念的交流。我20多年前第一次来北京,当时我觉得这边工作的方式跟台湾很不一样。因为台湾开放得比较早,我们常常去美国、日本、香港录音,我们的工作方式跟日本和香港差不多是同步的,比美国差一点。

一个人刚入行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当制作人,而是要当学徒,至少要当一年以上助理,天天买盒饭、买饮料买水果。就算你有才华,也要一步一步从底层开始做,慢慢训练,小牌一点的歌手可以让你试试看,但大牌的不行,你搞砸的话公司就会赔钱。不过在台湾做到正牌录音师比日本快一点,在日本的话起码要做三年插线,积累经验,观摩录音师怎么录,至少三年以后才有机会正式录音。

当然我觉得用提升这两个字也不能反对。以前大陆相对封闭,台湾人带来比较先进的经验之后,大陆的一些从业者也会观摩,工作的时候觉得一些做法很有效果,然后就会去学习。一个人两个人的话影响不会很大,但你看到这样子出来的效果很好的时候就会想说我也这样做,慢慢工作就得到改善了。

所以我们能帮这边提升的并不是音乐水平,而是工作的方式,其他的东西还是要看你自己。其实现在大陆很多音乐的制作都已经很不错了。

如何看待目前内地的版权市场?

黄庆元:去年内地版权市场得到整顿之后,整个市场环境开始慢慢往好的地方转变。这迟来了好多年,像我们的歌以前被唱了十几二十年,却没有收到任何的好处。现在环境变了,这也会激励年轻人,让他们觉得音乐行业是有希望的。

但版权市场规范之后非常不好的一点是,现在很多歌手的歌曲版权都被某一家音乐平台垄断,这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是哪一家都可以用,而不要想去独占,不是说我的歌只有在百度音乐或者是QQ音乐才听得到,这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虽然线上音乐版权相对规范了,在另一些地方譬如说KTV,盗版现象还是很严重。一首歌有好几个版本,那么多版本却都没有付费试用。更糟糕的是,这种状况也是被默许的。在内地的官方音乐版权处理机构,只需要付三、五百块钱许可费就可以用它管理的歌曲,没有任何限制,这就等于默认了盗版。

我以前在台湾也帮一个团体管理过版权收费的相关事宜。如果我想用一首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它属于哪一家版权公司,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向一个与大陆类似的音乐版权处理机构交不多的预付费,之后就可以用这首歌了。这一点和大陆很像,不过你要在这个机构存证。如果有版权公司主张这是它的歌话,我就按照国际标准付费给它,它可以抽我版权。

但是大陆这边就有点乱来,三、五百块钱就能搞定一切。使用者明明知道那是别人的歌,人家刚刚发行了半年你就拿去唱,没有得到授权,也不支付版税。虽然官方的音乐版权处理机构收费了,但也不分给版权所有者。而且中国的KTV店太多了,版权这块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版权这块国内的规则还是没有到位。

你为什么觉得独占音乐资源是不对的呢?

黄庆元:做生意来讲,音乐平台的考量没有错。它的企图就是让比较有名的歌手的歌都在我这边独家,搞垄断,争取更多关注。但是你永远都垄断不完,因为歌手太多了,就算花大把的银子去砸,效果也是有限的。每家公司都有自己专署的东西,大家壁垒分明,对谁也不见得是好事。对于听众来说无非就是多下载几个App的事情,并没有本质影响。

国内音乐平台的格局还是太小了。真正应该竞争的是你的音质、你的服务品质、你的音乐讯息是不是丰富。或者你也可以专注某个音乐类型,把它做精做强。所以我觉得垄断的商业行为是比较幼稚的,意义不大。

这对歌曲创作者来说也是不利的。得到一个艺人作品的独家发行,平台能拿到特别多的好处,对于艺人和唱片公司来说也有好处,但是对作者来说是不合理的,作者并没有分到更多收益。所以这个东西很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一个艺人只允许自己的作品自己唱、或者只允许授权过的人唱,这样对不对呢?前一阵子我还跟别的音乐人讨论一个案例,汪峰不允许旭日阳刚唱自己的《春天里》。如果说旭日阳刚要把《春天里》拿来出版他可以不同意,可是只是演唱、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话,还是应该被允许的,不能禁止人家唱你的歌。

我们做同行的从旁观的角度看,就觉得这样不太好,第一不够厚道,第二你好像也没有这种权力。我觉得汪峰反而应该感谢这两个人,把自己的歌唱红了,其实这种东西还是应该看开一点。

你对现在的年轻创作者有什么建议吗?

黄庆元:建议就是先准备好吃苦。做创作并不代表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就做创作。做任何事都需要时间,你可以先利用休闲时间,每天花得几小时去搞创作。除非你有把握、有很成熟的作品被人家用,否则最好直到写歌能养活自己之后,你再全身去做。

我最希望建议年轻人的就是,不要那么急着去发表作品。你可以先去认识一些比你厉害的人或你觉得很棒的人,给他们听你的小样,然后听他们的意见。我经常收到年轻人给我寄来的自己写的歌,有的一下子寄来好几首。我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一次寄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好好写歌,歌写得好不好我一下就能看出来。

你应该静下来好好写一两首歌,小样不一定要唱得很好,用简单的乐器也没关系,一定要能把旋律表达出来。现在我的创作虽然不像当年,但是我的耳朵还在,怎么判断这首歌的构造、你的想法是不是完整,我起码还可以给年轻人很多意见,而且有机会可以提升你,也是我的容幸。

     文丨李禾子   编辑|董露茜

     来源:”中国音乐财经网“及微信号"music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