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大众对音乐消费的需要也越来越旺盛。自然，音乐需求与供给之间出现了失衡和偏差，怪不得消费者喊“渴”。 

2016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了经济领域的大热词，其实音乐产业也存在类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就是从提高原创内容供给和质量出发，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更好满足大众需要，促进音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实现供给侧改革，便成为风口上的音乐产业最需面对的问题。  

2016年5月18日，阿里音乐集团推出阿里星球发布会现场　中国经济网记者张雪/摄 

　音乐平台能解决内容创作吗？ 

挖明星，买版权，找资金，做渠道，纵观如今的各个在线音乐公司，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又扮演什么角色？ 

2016年5月中旬，阿里音乐推出全新泛娱乐交易平台阿里星球，高晓松、宋柯、何炅被称为阿里音乐铁三角站台背书，称将要打通唱片公司、词曲作者、歌手和粉丝的渠道，CEO高晓松明确表示阿里星球的角色就是梯子和平台。 

如果定位是平台，那么内容供给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与过去销售音像制品不同，现在的在线音乐平台的身份主要是交易者和传播者，而不是内容生产者。而谁都知道，内容才是音乐的真正价值所在。 

“音乐产业进入了一个混沌期，过去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了，在KAT出现之前，格局是不一样的,以前音乐企业销售音乐是有实物产品的。”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炬告诉记者。 

在实体唱片时代，从音乐商品的生产到流通，一手钱一手货，有着明确的商业模式。互联网的免费经济所引发的产业大地震，客观上彻底改变了传统的音乐生产链条。没了产品，没了变现能力。原有的商业模式被颠覆，新的商业模式尚未建立。 

2015年夏天，国家版权局出台了一纸国内音乐史上的最严版权令，随后11月份，所有互联网平台上的未授权歌曲被统一拿下。 

自从版权更迭之后，形成了以酷狗音乐代表的海洋系、腾讯系、阿里系为主的三大主流互联网音乐平台(简称KAT)版权格局。现在的音乐产业是互联网音乐公司的天下，除了做播放器，靠版权收费，他们还做粉丝经济、泛娱乐平台、交易平台等，却鲜少看到在原创内容方面的大力投入。爱音乐心切的人们不禁发问，这个时代，到底谁还在做音乐？谁还在写歌？ 

“没有人去投资做音乐，那么音乐现在的发展只是处在一个低水平，这个低水平并不是说音乐水平降低了，而是音乐制作的水平降低了，你可以看到投资少，精英人物难以产出，优秀的经典的或者大家喜闻乐见的音乐少之又少。”王炬对记者说。很显然，从上游到下游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层层把原创按倒，不得起身。

2016年3月，海洋音乐集团推出的第二届酷音乐亚洲盛典全球启动仪式现场 中国经济网记者张雪/摄

原创歌手缺乏创作动力 

民谣歌手宋冬野，2009年在豆瓣以独立音乐人的面貌发表《抓住那个胖子》、《年年》、《嘿，裤衩儿》《董小姐》等多首戳动歌迷心灵的歌曲。2012年签约摩登天空，2013年发行专辑《安和桥北》，2014年推出MV《斑马，斑马》。而2015年、2016年关于他的新闻则是各种音乐节、演唱会、商业活动……连宋冬野自己也说，现在的他写不出可以令自己满意的歌曲了。 

有业内人士曾与记者交流，发专辑挣不了钱，成名歌手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做商演做节目，真正能够潜心创作原创音乐的时间和精力少了。而唱片公司偏保守的经营策略也很难下重注在新人身上，草根歌手缺乏向上流动成为职业歌手的通道，作品也常常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原本有机会面世的歌曲也只能躺在角落里落灰。 

从2004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开始，伴随着口水与质疑，到如今，音乐选秀类节目已经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驰骋多年，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前赴后继、乐此不疲。但原创缺失却成为当前选秀节目的致命短板。纵观各大卫视选秀节目，大多数选手唱的都是别人早已经唱熟甚至唱滥的歌，甚至有的歌手还惹上了歌曲版权的麻烦。如此的节目还是为原创草根提供的舞台吗？ 

2015年大学生音乐节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去年首届大学生音乐节共收到47首原创歌曲，这个数量其实已经不少了，因为目前的大学生大多都听英文歌曲，作品也大多是翻唱，原创的作品大多以乐队方式出现，但是音乐风格模仿非常强烈。” 大学生音乐节主办方、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总裁王骞近日在某节目现场告诉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 

“我们大学生音乐节里有个板块叫青春音乐公社，原来是想以原创音乐为核心，后来发现原创作品的参与度非常少，现场观众人数非常少，评论数非常少。” 中国有多少大学生？有多少喜欢音乐的大学生？这个数字我们不用去统计细数，只是内心不免涌现一个问题，难道这47首就是我们的未来么？这47个人里又能诞生出几个周杰伦，几个的宋冬野呢？ 

多么让人无奈，有名的没时间写歌，没名的写歌养不活自己，就连没有生计压力的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也没几个写歌的……如此一来，还有谁在写歌？试想一下，只消耗不生产，或者快消耗慢生产，都意味着总有坐吃山空的时候。 

2015年11月，王炬曾做客中国经济网《文化名人访》，谈互联网音乐版权保护 

音乐行业缺乏宏观管理 

“电影有国家电影局，上边一个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可怎么就没有音乐呢？我们到文化部，没人管这事儿啊，人家都是局，我们音乐连处、科、股都没有啊！” 

近日，阿里音乐CEO高晓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往事，上世纪90年代，他为刘欢写下一首名为《好风长吟》的歌，刚刚发行后就迅速被盗版商盯上，令二人十分恼火，可在准备追责时，却发现申诉无门。 

文化口的申诉行不通，高与刘又惦记上了新闻出版总署，并且提前为对方找了一个解释得通的理由“唱片是出版物嘛！”一位颇有名气的创作人，一位贵为内地歌坛一哥，两个被高晓松自己形容为“俩脸加一块一平米那么大”的大腕混进出版总署院里后，发现居然连个乐意接待的人都摸不着，没有任何一个办公室愿意站出来，说这事儿应该归他们管。 

最终一位工作人员给了个台阶，让把东西留下，称会“研究一下”。送二人出门时，又好心递了一句实在话过来，“其实你们知道，研究也没用，我们没法罚人家款，没发票，执法队都没有。” 

这是作为创作人的高晓松亲历的“没人管”的往事。他此前曾在不同场合数次以谐谑的口吻回忆过，这场荒诞不经的“故事”。时过境迁，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依然接收到这样的信号。 

2016年6月，高晓松（右）参加法国戛纳MIDEM音乐产业大会 

“我们特别羡慕电影行业，因为音乐行业迫切需要被关注。”王炬告诉记者，当他看到《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通过，即将出台的时候，内心不免感概，自己所在的音乐行业多年来一直没有对口的政府部门进行宏观管理，迫切需要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需要被关注。 

音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最好注解和体现方式，又与影视业、动漫游戏、演艺表演等行业紧密相关。而国内流行音乐人们经过20多年，依然游走在有问题投递无门的尴尬境地。 

而据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了解，在文化体系里面的各个行业都有对口的政府职能管理的部门，比如电影方面，就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样的行政职能部门，可以出台《电影促进法》等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此外还有中国电影家协会、制片协会去进行管理。 

在王炬看来，这是让音乐行业非常羡慕的事情，因为音乐行业迫切需要被关注。“没有人来关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长久以来，我们都在呼吁音乐行业能够参照电影管理的模式，委托行业组织协会去进行管理。”王炬说。 

一直以来，交织在音乐从业者面前的有几个心结： 

首先，在现有体制下，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有的，而音乐没有，会不会使音乐处于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现状？ 

　　第二，如果没有，就都没有，管理部门何重此而若彼？

2016年2月，2016QQ音乐年度战略发布会现场　中国经济网记者张雪/摄

音乐行业像个没娘的“孤儿” 

王炬所任职的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原名中国音像协会），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音像与数字出版行业组织。据记者了解，1994年4月29日，中国音像协会于经国家批准成立；2013年3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民政部批准更名为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也是一个非营利社会团体，进行产业化管理方式，行政上并没有职能。”从王炬的采访中，记者得知一直以来，行业协会是没有管理职能的。 

此外，其他音乐方面的协会如中国音乐家协会，是一个艺术家的民间社团，既对企业没有约束力，对行业没有太多帮助。 

当然，王炬介绍其实在音乐产业里面的一些领域也是由政府机构管理的，比如由文化部管理院团、艺术表演团体；教育部管理音乐学院，如中央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等。但是文化体制改革之后，国家都不再买单。“又没钱又要管是个什么状态？”一句话道出了，音乐这个没娘养的“孤儿”一样的境地。 

对于音乐产业的未来的改革，记者问道王炬的建议，“与其建立对口管理部门，还不如改革更彻底些。” 

“政府文化部门是‘小政府’，所有艺术行业都以社团行业组织出现，形成政府管社团，社团管行业，行业管企业和个体。”王炬抛出了一个更为清晰直接的模式构想，让变革染指音乐，应该赋予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依照这样的预设，应该有个大文化部，可以协调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文物、电影、音乐、演艺、非遗、民间艺术等各个方面……王炬对中国经济网记者梳理出大致架构和关系。 

是的，人们需要音乐，需要好听的歌来慰藉心灵，不要再让大家只能怀念那些好歌频出的往昔岁月。那个来自心底的声音说，当音乐产业有了“娘”，我们就有了希望。